“世界工厂”深圳：一场被消音的苹果代工厂罢工
上千人罢工、持续一周之久，2025年12月深圳易力声工厂工人罢工的参与规模与持续时间，在近些年的中国并不常见。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低端制造业正经历外迁与倒闭潮的当下，易力声工人的这场集体抗争，凸显了以七零后和八零后为主体的中国农民工深陷其中的结构性困境。
撰文_王暗
编辑_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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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则持续“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公告，深圳易力声科技有限公司上千名一线工人开始罢工。一周后，2025年12月12日，随着最后一批工人上班，这场抗议在无声中走向了结束。
厂区公告栏上贴着一份要求限期返岗的“最后通牒”：在12月12日下午1点半前复工的员工，基于人性化原则既往缺勤行为不予追究，不视同旷工。
按照易力声的制度，连续旷工三日或累计四日将被开除，不支付任何补偿金。在“旷工”威慑下，工人们在几天中陆续回到了车间。
期间，工人上传到社交平台的抗议视频受到不同程度的屏蔽或删除。
易力声成立于2004年，主要生产耳机、音箱等电声产品。其母公司香港易路达控股在广东惠州、江西泰和及越南设有工厂。苹果公司是其核心客户之一，易力声为苹果代工生产 Beats 蓝牙耳机。2024年12月，大陆智能硬件代工头部上市企业华勤技术以28.5亿港元收购了易路达控股80%的股份。
这场罢工的导火索——“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本是全球劳工抗争的成果。但在中国低端制造业中，它实为一种变相压迫的手段，是一线工人长期受困于“长工时、低底薪”的现实写照——“五天八小时”仅能保证他们获得每月近两千元的底薪,远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加班工资因此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
多位易力声工人向水瓶纪元表示，公司已逐渐把产能转向越南工厂，深圳厂区订单减少，这是实行五天八小时制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变相裁员的手段。
易力声工人罢工的参与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近些年的中国并不常见。但它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制造业正在经历的一轮搬迁与倒闭潮的体现。2024年3月，劳工研究者陈春在一篇分析新冠疫情后中国制造业罢工潮的文章中指出，2022年中国实施严格“清零”政策，导致低端制造业海外订单锐减、封控阻断生产；2023年疫情管控放开后，订单并未回潮，低端制造业反而加速了产业转移和升级，其直观表现是一波工厂相继宣布倒闭或搬迁至内地及东南亚国家。
面对搬迁或倒闭，中资企业极少主动与工人协商补偿方案，往往通过削减加班或放长假迫使工人自行离职，以逃避补偿金。2023年至2024年，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跟进了十多起个案，发现这几乎成为中国低端制造业工厂的惯例。
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深圳有超过4100家大规模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当年产值占全国六分之一。曾以“世界工厂”闻名的深圳，如今正向“先进制造”升级、推动低端制造业外迁。在全球供应链转移、重构的背景下，易力声的一线工人被迫承受了转型的代价。
减员减工时，不减单位产量
在多名工人看来，易力声以“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名义变相裁员，并非没有预兆。
通过中介招募而来的劳务派遣工首当其冲。易力声原有上百名派遣工，其中大多数于2025年6月入职；9月底，他们遭易力声清退，最晚一批于十一假期后离职。
工厂减员的同时，入职多年的正式工也察觉到了异常：往年十一假期最多三天，2025年却有六日。也正是在这个10月，除了少数部门，易力声开始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同时取消夜班。这意味着工人不再享有每晚35元的夜班补贴。
每月5日是易力声的发薪日。11月5日，很多工人发现，10月的到手工资与过往相比几乎折半。
魏玲娟入职近三年。扣去五险一金后，2025年6月至9月，她到手工资分别为5482元、5763元、4829元与5018元，但10月份骤降至2407元。
然而那时，包括魏玲娟在内的大部分工人并未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情况又持续了一个月，工人们的怨气与日俱增。他们发现，总工时和产线岗位都在减少，但单位时间产量没少，管理人员冗余更增加压迫感。
员工孙丽对水瓶纪元说，以前一条产线80人，1小时合计做400的产量；现在50人，1小时也要做同等产量。“流水线开得飞快。以前我们是一个领班带一条拉（line的音译，产线领班为拉长或线长），现在搞两个领班。”
2025年12月3日，易力声发布了一封致员工信。信中称，未来几个月一线员工将继续推行五天八小时标准工时，整体生产状况预计于2026年3月起逐步改善；此外，公司充分理解同事们的困难，12月份工资包含对一线员工的一次性生活补助，（11月）加班31小时至50小时每人200元，加班少于30小时每人300元。
水瓶纪元了解到，曾有员工向公司反应没班加的问题，易力声回复11月底给出处理方案，彼时部分员工已准备集结抗议，公司这才紧急发出安抚信。12月3日，工人们正常上班，看到这封致员工信后发现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易力声自辩理解员工处境的说辞更令他们愤怒。工人们因此决定付出行动。
多名工人向水瓶纪元回忆，12月4日早晨起，很多同事不再进入车间，而是聚在楼下以喊口号、静坐等方式抗议，不时集体高喊：“赔钱！赔钱！”警察、街道办、社区等当地政府部门都派员到了现场。
当天，魏玲娟虽然照常上班，但在车间里也无心工作。她那条产线还在岗的只有二十多人，拉长给他们开会，说不要盲目跟从他人，并强调公司没有做错。
迫于压力，12月4日下午，易力声发布新的通知，将生活补贴在原标准基础上调高了200元，同时延长补贴期限至2026年2月。易力声还承诺在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各增加周末加班工时24小时和30小时。
12月5日这一天，易力声发放11月的工资。多位工人将工资到账截图发在抖音上，近两个月到手工资多为2000元至2500元。这其中，由于深圳从2025年7月将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提高了283元，工人需在11月补缴过去四个月的养老保险差额，因此到手工资比10月还低。
对大部分老员工来说，雪上加霜的是他们都在外租房，房租和伙食都需自费，四五百元的补贴无异于杯水车薪。
那几天，魏玲娟身边的同事都在讨论，觉得拖下去“啥都捞不到”。有人提议，想走的去申请离职补偿。但领导的回应很冰冷：“你有高就可以自己走。”
魏玲娟说，身边的人都很愤怒，觉得公司完全不顾底层员工的感受。12月5日，她也决定参与罢工。
产业转移越南？
在公告中，易力声将取消加班归因于2025年中美贸易战。受其影响，该公司核心客户订单量较预期减少约20%，产能过剩，淡季提前到来。易力声亦强调，此次生产调整为阶段性措施，待现有库存消耗后，产能将逐步恢复至原有水平。
每年淡旺季交替是制造业的惯例。但多位工人认为，贸易战和淡季只是借口，根本原因是深圳厂区的产能已逐步转移到越南。
易力声的订单旺季一般是每年5月至11月，需要赶货时，工人们在劳动节与端午节也会被安排加班。在往年的淡季，工人们排班也是每周六天、每天10小时，其中白班工人月收入约为5000元，夜班工人到手工资约6000元。
在孙丽印象中，有一年疫情严重时，他们有近两个月的时间都很闲，但到手也有3500元左右。她觉得那时可以理解。
孙丽进而解释，他们私下联络了易路达在国内其他厂区的同事，发现“五天八小时”并未出现在其他厂区。也因此，淡季提前的说法不被工人信服。
多名工人向水瓶纪元表示，他们早已在日常工作中观察到产能转移至越南的蛛丝马迹——众多公司高层被从深圳调往越南，车间一些机器设备被打包发往越南，去过越南的技术员和拉长也会透露一些涉及产能转移的信息。以前，多款Beats耳机机型的试产和量产都在深圳；慢慢地，深圳试产完后，多款机型的量产会转到越南。这种现象几年前就存在，2024年后频繁发生，目前深圳厂区在量产的机型只剩一款。
易力声工人赵勇告诉水瓶纪元，过去深圳厂区除了生产苹果的产品，也有其他品牌。后来，其他品牌转到了惠州和江西厂区，一部分SMT（表面贴装技术）工序则转移到越南。SMT的自动化程度高、可复制性强，在制造业外迁中是最容易也最早实现转移的一类工序。
工人们据此估计，深圳厂区产能缩减超60%。
关于贸易战的影响，赵勇认为，2025年11月时，中美贸易关税已确定维持10%至2026年11月，公司的理由显然难以服众。
三名长期关注产业、政策及劳工行动的研究者和行业人士在与水瓶纪元交流时指出，易力声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既有2025年中美贸易战导致订单波动这一宏观影响，也有企业成本策略因素。易力声强调的是贸易环境变化这一表层现象，工人们感受到的则是结构性产能转移趋势，双方表面上看似各执一词，实质可能并无矛盾。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促使苹果公司加速重构供应链，取消加班便是这种调整的最后一步。
劳工行动研究者祥子也表示，据他多年观察，一家工厂如果暂停加班数月，那么很大概率是要关厂或搬迁。
对易力声工人来说，其代价便是只能拿到基于“五天八小时”标准工时的底薪。多位工人因此表示，他们的诉求是易力声“买断工龄”，即协商获得合理的离职补偿。
按《劳动合同法》规定，离职补偿的基数是过去12个月平均应发工资。14年工龄的周红对水瓶纪元表达了担心：如果公司长期实行五天八小时，把平均工资拉低，到时即使补偿，金额也会大幅降低。
孙丽说，她在别的工厂曾经拿到的离职补偿，“有的是N＋1，有的2N＋1，N＋1是最少的。”
在易力声罢工期间，日资企业中山佳能“2.5N”补偿事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迅速流传开来。据《第一财经》报道，中山佳能曾是上万人的大厂，受市场竞争压力，部分产能转移到佳能的越南工厂，中山厂区员工数量锐减至1000多人。网上一份补偿明细显示，中山佳能给予离职员工包括经济补偿金在内各项补助共计40万元，远超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标准。孙丽等人对此羡慕不已。
“人家那里是感动员工，我们这里是‘敢动’员工，是动手干人。”易力声员工王芳说。
工商信息显示，截至2024年，易力声参保员工为3400多人。赵勇依据公司此前针对普工群体开展的调查问卷估算，2024年底时普工人数接近2400人；而在罢工最初两天，少则千人多则2000人参与了罢工。参与者仅限于普工，不包括技术员、工程师以及基层管理者等。
易力声工人罢工后，社交媒体出现了不少批评工人要加班的声音，其中一条短视频的标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没想到还有人会主动要求加班。”
罢工的第一个周末，一封署名易力声员工的维权真相公开信在社交媒体流出。信中指出，“员工因无班可加维权”的说法完全偏离事件本质，维权的根源是反对公司利用低薪倒逼员工离职，以规避裁员补偿。他们的诉求是合理收入和职业稳定。
威逼利诱
12月4日罢工第一天，面对愤怒的工人，易力声一位香港高管出面了。工人发出质问：公司称没有订单，为什么八小时却要干十小时的活？为何要转移产能到越南？一千多块钱，怎么养家糊口？
赵勇说，领导被大家问得支支吾吾，“因为他理亏，往越南转移也是事实，所以他都无法反驳。”
从罢工开始到结束，对于离职补偿的诉求，易力声只做了一次妥协，便是12月4日当天发出的四五百元补贴方案。这显然不是工人满意的结果。当地街道办、社区的工会和劳动部门都来到厂里协调，有人提起诉求，劳动部门回应，要赔偿不合理。
12月9日下午一点半，水瓶纪元第一次来到罢工现场。易力声公司位于深圳宝安区福海街道一座产业园，直接以“易力声”命名。园区10栋厂房中有多家公司，因此外人可以自由穿行。易力声承租1栋至4栋，靠近园区南大门。
这是罢工第四天。走进园区，身穿蓝色厂服的是易力声的工人，胸口上统一印着“INN”的标识，这是母公司易路达（Innovation）的英文简称。园区只有一条南北通向的干道，厂房两两对应，工人们聚集在易力声厂房门口的电动车和人行道区域。
工人罢工的日常，是上班时间照常刷指纹打卡，然后在园区里聚集，中午正常休息，下班时间到时打完卡就各自回去。
为使工人复工，易力声连续发布了强调考勤的公告。在罢工进行的第一个周末，公司就派人把厂房一楼的打卡机拆除了，工人只能想尽办法去楼上打卡。与此同时，易力声进行双考勤威胁：不仅要指纹打卡，还要在岗位上完成签名。他们还利用多给周末加班来分化工人，并要求员工填写不参与罢工的承诺书。
水瓶纪元来到易力声的第一天，已有一部分工人担心缺勤回到车间上班。在现场，魏玲娟对水瓶纪元说：“不是所有人都想走，有的人社保没买满。这两天（不少人）被拉去上班，就是威逼利诱。”
王芳说，车间主管和拉长经常过来对工人做思想工作，劝说马上回车间上班，之前的缺勤可补请假条，不然就是旷工。她还听说，领导每拉一人回去上班，便可拿到一两百元奖励。
罢工始终没有进展，工人还要设法打卡，魏玲娟不禁会想，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让她气愤的是，他们上传到抖音的视频多数被屏蔽。有同事觉得这是公司在花钱消音，但她觉得不是，“社会需要稳定，不管是什么事，它（政府）在可控范围内是会去控制的。”
魏玲娟觉察到，参与罢工的人中，工龄较长者往往“闹得凶一点”。而有人一旦被认定为“挑事的人”，就会遭到警告。带头者之后就不敢出声。
在易力声厂房的公告栏上，福海街道应急管理办于12月4日张贴了一份《法律风险提示》，表示在积极搭建平台组织双方协商。该部门提示工人，带动、参与罢工可能会被依法开除，还会涉及治安处罚和刑事风险。
整个产业园区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园区大门站着一队穿黑色制服的辅警、机训（机动训练大队）、巡防，马路边停着几辆特警的公务车和大巴车。12月9日上午还发生了一些让工人们很气愤的事：几名外国记者拿着摄像机在现场拍摄，遭警方驱赶；现场有多名工人在和政府人员争论时晕倒，救护车也来了数次。
园区后门和侧门的出入口也被警方把守着。工人们说，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去更高级别政府机关上访。但在这天下午早些时刻，趁警方未上岗，上百位工人打完卡后偷偷溜了出去，坐上地铁去了福田区市民中心，即深圳市政府所在地。
工人们建立了很多微信群，去市民中心的人现场传回的视频显示，他们出了地铁站后就被警方控制。警察向工人喊话：市政府非信访场所，在这里信访非法。之后，工人们被强制带离并被送上几辆指定的大巴车，后被送到多个派出所。
接近下午五点，水瓶纪元在园区看到，身穿蓝色厂服的工人不断向园区门口聚集，与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务人员形成对峙，时而高喊“放人！放人！”警方为防止工人涌向马路，便组成一堵人墙，把他们围起来。
12月9日傍晚，易力声工人聚集在园区门口，不远处是站成一堵人墙的警务人员。（图_王暗/摄）
现场一位分享视频的工人说，去福田区市民中心被抓的人还没有回来，“我们在等他（她）们回家。”
在现场工人们不断呼喊下，警方把人分批送到园区大门，最后一批归来时接近晚上八点。在欢呼中，有人喊道：“英雄归来！”之后，他们才四散离去。
12月9日这天成为罢工事件的高潮。但之后，工人们逐步被打散。第二天，易力声开始严格执行双考勤记录，把12月12日下午1点半前返岗作为最后通牒。
赵勇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天。聊起那几日的心态，他说，罢工刚开始时大家都很团结，慢慢地越来越绝望，“我感觉政府的态度偏向企业。”
在罢工初期，不少在工厂周边城中村租房的工人收到了社区警察的“问候”。一天晚上10点，赵勇也被敲门了。三名来者身着便装，自我介绍来自派出所。他们给赵勇做普法工作，称聚众堵门、堵路等示威游行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支持派出代表去劳动部门对话，但不接受太多人一起去。三分钟后，来者快速离去，赵勇猜测他们还会去找其他同事。
赵勇听说，同事的妻子在抖音发了警方阻拦外国记者采访的视频后，当天晚上也被警察找上门，要求她删掉视频。而他们建立的微信群，只要讨论多了就会被封。不少人甚至被限制了微信群聊功能。
“大家都是想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已，没有人想走到这一步。”赵勇说，参与罢工的人目的不完全一样，有些人想要加班，有些人想要拿到离职补偿。他则认清了现实——只能在法律框架内争取一些福利和加班。他决定“明天老老实实回去上班”。
12月12日，水瓶纪元看到，易力声园区里已经没有工人聚集。
猜忌与困境
在公司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易力声的罢工结束了。
对于维权失败的结果，工人们除了灰心，说得最多的是“人心不齐”。这期间，由于所在部门不同，每人获得的信息也不同，猜忌在其中传播。
一位工人在抖音上发帖称：“莫名奇妙地开始，又莫名奇妙地结束，到底是谁带头出的主意啊，挖坑给我们跳。带头出主意者估计第二天就回去干活了，终究是我们坚持到最后的人承担了所有。跟着瞎闹了一个星期，啥也得不到。”
外界言论则把矛头指向“带头人”，嘲讽罢工参与者“被当枪使”，称“带头人”拿到了赔偿。有位易力声工人在抖音评论区回应，“有个人赔了5万块吧”。
与水瓶纪元交流的工人中，有人说，“闹到最后的补贴千把块钱，开失业证明让他们走”，还有人说补了上万元。水瓶纪元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就在易力声发生罢工的同时，同在深圳宝安区，信濠光电的工人也在抗议。12月10日这一天，信濠光电和易力声先后发生了工人欲跳楼事件。赵勇拍下了发生在易力声园区里的一幕。他说，他们想效仿信濠光电，扩大舆论压力。
水瓶纪元了解到，信濠光电工人的抗议，是因为工厂要工人搬迁到东莞、湖北等地厂区，不愿前往的工人只能上“五天八小时”。2025年11月底，深圳工厂已经停产。几经谈判，公司最终方案是给工人“0.5N”的离职补偿。水瓶纪元发现，12月底，信濠光电又发布了放长假至2026年2月底的通知。其深圳厂区租约将于2026年7月底到期。
同在12月，类似停工后放长假的案例，还有东莞长荣玩具厂、惠州富丽电子厂等。长荣玩具厂工人在持续抗议后，同样仅获得“0.5N”的离职补偿。
据中国劳工通讯，2023年制造业工人抗争共有186起因倒闭、搬迁、收购兼并引发，占据制造业罢工总数42.5%。其中，126起发生于广东省，44起发生于长三角地区。
劳工研究者陈春指出，2023年后这轮搬迁、倒闭潮不仅仅是因为全球资本为追逐更高利润进行空间转移，也是2008年以来沿海城市产业升级和转移政策推动的结果。
低端制造业不再是深圳受欢迎的产业。据赛迪顾问发布的《深圳制造业迁移全景报告》，2016年至2021年间，深圳市累计有556家制造业外迁至其他城市。2023年，广东省政府发布了10个重要文件、斥资逾1000亿人民币以推进未来四年的制造业转型和升级。深圳还在河源、汕尾等省内地区建立12个产业园区，接应从深圳转移出去的制造业。
身处一线的制造业工人，直接承受了产业转移带来的裁员代价。
陈春指出，这并非工人第一次集体抗议工厂倒闭和搬迁，上一轮集中出现于2012年至2016年。2023年后，劳工抗争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处境进一步恶化：首先是罢工规模急剧缩小，2023年有统计的千人以上罢工仅一起；其次，企业不再处于经济繁荣期和生产扩张期，而是面临订单收缩、停产或放长假，罢工对企业生产的威胁减弱；最后，工人面临更加严峻的政治环境，除了媒体和信息管控，劳工NGO和行动者的身影几乎消失。
从罢工结果来看，中国劳工通讯统计的2023年176个制造业搬厂抗争案例中，仅有27个案例在政府部门主持下进行劳资集体谈判，谈判结果大部分处于法定赔偿以下。
在易力声抗议事件中，工人们也只能靠自己。有人找了当地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准备日后申请劳动仲裁；赵勇的办法是借助AI，给十多家国际知名媒体写英文爆料邮件，以及向易力声的客户苹果公司投诉。
苹果作为全球知名跨国品牌，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供应链中的人与环境》报告，以此来展示对人权等社会责任的关注。赵勇在平时就关注到了这些信息。
罢工前一晚，赵勇被同事拉入了微信维权群。他在群里发了《苹果供应链行为准则》和《供应链中的人与环境》两个文件，以及苹果中国供应链部门的邮件地址，呼吁大家与苹果公司联系。
不过，有意识去搜集资料并写邮件的只有赵勇。罢工第一天早晨，他给苹果中国供应链部门发送了一封邮件，讲述了易力声取消加班和产能转移，让工人生计成问题，因此他们开始组织集结。他还引用了《供应链行为准则》中“员工结社自由与组织集体协商”的部分——不得干涉、歧视、报复或骚扰。
和那些写给英文媒体的信一样，这封标题为“请Apple公司依据供应链行为准则规范供应商的行为！”的邮件发出后，他没有收到回应。
赵勇曾多次给苹果公司写信，其中一次提及了工会问题。2023年，易力声要求员工加入企业工会，但企业工会主席是公司的HR。赵勇说，从未见过企业工会有任何关于员工薪酬福利的行动，员工也缺乏发声参与的渠道。他在信中质疑道， HR来做工会主席真的能恪守职业操守、发挥工会应有的职能、践行该担的责任吗？
中国劳工通讯指出，在很多案例中，工会主席都是企业高管，这既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也形成利益冲突。虽然企业需要制定降低成本和扩大业务的计划，但在决策过程中往往漠视工人的权利和生计。同时，不管是企业工会还是政府各级工会，都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导致工人利益进一步受到侵害。
隐性契约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报告，这轮罢工潮的背后有一个更隐性的问题，即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长工时、低底薪”。
制造业实行标准工时＋计时加班的工资结构。衡量一家工厂普工的薪资水平，需要刨去各种名目繁杂的补贴，最重要的标准是起始底薪。这决定了加班费计算的基数：工作日加班1.5倍，周末加班2倍，节假日加班3倍。
在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前，易力声普工的月工资一般包括：底薪，其中新入职者2550元，满一年后可提高到2750元，加班费基数也相应增长；另有工龄奖、全勤奖、夜班补贴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加班费。
《劳动法》规定，一个月标准工时最高为184，因特殊原因需要加班的，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因此，一个月总工时最长可以达到220。但现实中，工人想要达到五千元以上的收入，加班都会超过36小时。
魏玲娟2025年1月至10月的工资条显示，除了10月加班工时为0，其余9个月她加班小时数从50至142不等。
易立声一般会安排六天十小时的排班，有时是11小时。2025年5月，魏玲娟达到这一年的最高工时326小时。她的标准工时为184，另外142的加班工时中，62小时为周末加班，30小时为节假日加班。
易力声不像一般工厂那样每月进行一次昼夜倒班，而是实行一种复杂的轮流夜班制度，每人每月都可能上数日夜班。为了每日35元的夜班补贴，工人会更多选择上夜班。在2025年10月前，除了当年2月，其余月份魏玲娟都会上夜班。
2025年5月，魏玲娟上了20天夜班。长期昼夜颠倒和过劳后，她拿到了两年来的最高工资7682元（扣去五险一金后）。这其中，基本工资为2907元，仅占工资总额的37.84%。
这种长工时、低底薪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制造业。中国劳工通讯在2024年搜集了易力声、富士康、立讯精密、比亚迪等19家工厂、共31名工人工资条，数据显示，所有公司都存在总工时超过220小时的情况。其中，5家公司的工人总工时超过300小时，一位汽车零部件厂工人甚至达到了390.5小时，其加班时间为222.5小时。
这份报告还显示，31名工人的底薪或基本工资在1800元至2500元间，工资总额则在3400元至9000元间。整体而言，工资总额越高，基本工资所占比例就越低，也意味着加班工资占比越高。
中国制造业工厂多为低端代工模式，在行业内毛利率较低。即使是苹果供应链的工厂，普工底薪也大都等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深圳为例，2025年3月，深圳市最低月工资从2360元调整为2520元，相应地，富士康底薪从2460元涨为2600元、比亚迪底薪从2360元涨为2520元。这意味着，最低工资的调整，决定了工厂的底薪涨幅。
陈春对比深圳最低工资与外来劳工平均工资的变化后发现，过去20年，最低工资占据平均工资的比例发生剧烈改变——从2001年89.13%降至2022年51.14%， 其中2008年左右为分水岭，此前比例超过80%，之后急剧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各地最低工资增速急剧减缓。陈春指出，这是因为2010年前后《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相关劳动法律的推行，抬高了工厂用工成本。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只写明基本工资，并以此为基数来购置社保，以压低社会保障成本。因此，工厂有较大动力压低基本工资，拉长加班时间。工人与资方达成“隐性契约”，虽然基本工资低，但可以通过超长的加班来获得尚可的收入。
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
和很多搬迁、倒闭潮中的工厂一样，易力声取消加班打破了这一隐性契约。水瓶纪元发现，至少在罢工发生的一年前，已有不少迹象显示劳资关系日趋紧张。
在过去，易力声的底薪具有一定竞争力。2019年，其把底薪从2400元提高到2550元。同期深圳工厂中，富士康为2300元，比亚迪为2200元，当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
那时，劳务中介为易力声招正式工时，经常宣称其“底薪全国最高，常年无淡季，坐班”。这也是赵勇和众多工友在那一年入职易力声的原因。
然而，六年过去，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已提高了两次（2022年1月与2025年3月），易力声的底薪却未同步提高。
赵勇介绍，最近几年易力声发放的各种福利补贴越来越少。以绩效奖为例，2019年为每月500元，后来降至300元、200元，直至取消；外宿补贴也同样被取消。目前，易力声的福利补贴只剩下全勤奖和工龄奖，而综合薪资已快被周边工厂赶超。
低端制造业中，同家公司里产线普工与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的员工地位及福利待遇悬殊，而普工往往占据了绝大多数。易力声薪资停滞的同时，员工规模也随之变化：从2019年顶峰时期的上万人，降至如今三千多人。
福利和人员减少背后是产能的缩减。据工人介绍，产业园成立之初，易力声承租了园区内所有10栋厂房，如今只剩下4栋。
2024年，对易力声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年12月，华勤技术收购了易力声的母公司易路达。但易力声未向员工公布这消息，很多人在2025年10月加班被取消后搜索公司信息，才发现股权更变。
易路达被收购前，魏玲娟就注意到同事们私下在讨论一些传闻，包括厂房会继续缩减，最后只留下实验室和设备。而华勤收购后，一些听上去很耸动的消息出现，比如“老板把厂子卖了，80%股份卖了xx亿”。魏玲娟在网上查到那些信息后觉得心慌，心想“不可能全是编的吧”。
种种传言的背后，是工人们对工作稳定与否的担忧。在工人私下讨论里，华勤是“出了名的黑厂”。他们认为，华勤收购后，产能转移的步伐越来越快。
赵勇在华勤收购中途就知道了这件事。早在2024年10月，他开始给苹果中国供应链部门写邮件，称这两年来公司有把产能往越南转移的倾向，这造成岗位减少，原产线人员富余。他担心公司可能会变相裁员且逃避补偿金。
从那时起，易力声实施员工轮流不加班制度。赵勇发现，这造成工人频繁换岗，工作量安排不当，矛盾加剧。拉长动辄谩骂，甚至以不给加班和辞退来威胁工人。
人效也被要求不断提高。厂里的IE（工业工程）工程师频繁对工人的作业时间卡秒表，以最快的为准。“他评估一下，卡几次，越卡越高。”赵勇说。
公司被华勤收购后，魏玲娟感觉经理巡视车间愈发频繁。领导在面前时不能讲一句话，否则，经理训拉长，拉长再训工人们。上面对他们说，不要在产线上大声讲话，上班的时间不属于工人自己，领导有权力管他们。
在魏玲娟等人看来，易力声的管理也不再如以往人性化。随着公司第四栋厂房一楼的仓库变成办公室，他们猜测华勤管理层开始进驻，车间也出现了很多不认识的领导。
易力声种种“降本增效”，在华勤与易路达的交易中可见端倪。双方签署了对赌协议，易路达创始股东做出业绩承诺——2024年至2026年，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之和不得低于港币7.5 亿元。而华勤2024年报显示，易路达已完成合并税后净利润5.5亿港元，意味着已完成业绩承诺的 73.40%。
赵勇也关注到了公司的业绩。据他观察，华勤收购后，易路达加快了自动化进程，厂里也增加了不少机械臂等设备替代人工。
但亮眼的业绩背后，员工们感受更多的是压迫。赵勇曾多次向苹果投诉易力声员工的日常权益被漠视或被侵害等，比如在外租房的女性员工夜班路途的安全问题，以及上班期间上厕所、喝水要佩戴离岗证且卡时间等。
他甚至直接写信给苹果CEO蒂姆·库克。偶尔几次苹果回复了，但赵勇觉得回复很官方，整改效率也很慢。
赵勇和同事也发现，易力声的“降本增效”决策，也有苹果的因素。他举例，苹果作为客户每周都会到产线巡查，卡秒表时长、增加劳动量、缩减人员等也都是应客户的要求。
祥子对水瓶纪元表示，供应商在成本控制上话语权并不大，品牌商具有最大话语权，但只在于调节产业布局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以及保证订单稳定性。虽然苹果对供应链企业有社会责任和劳动权益的规定，“但永远是睁只眼闭只眼”。
祥子指出，过往劳工处境改善，更多是社会倒逼的结果，比如工人法律与权利意识觉醒，迫使政府完善相关劳动法律法规。
很长一段时间，易力声工人都在讨论公司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员工自离，这种传闻不断放大。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后，他们积压的不满终于爆发。
年轻的越南工人与老去的中国工人
易力声罢工的消息，传到了900公里外的越南工厂。
测试工程师吴伟于2020年进入深圳易力声，2024年11月正式入职越南公司。“产能转移是苹果公司的要求，未来只有新产品研发才在深圳，量产都要转到越南。”吴伟对水瓶纪元说，“不止是易力声罢工，其他公司也会参与罢工，未来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
2024年后，越南工厂的生产成为重点，易力声开始在官方微信公众号频繁招募外派到越南的工程师、技术员。也是在那年年初，深圳厂区最后一次招募产线正式工，同时开招大量派遣工。
吴伟刚入职时，越南工厂约有一万名员工，目前据他估计有近1.5万人。该工厂名为Future Innovation（中文名“易来安科技”），位于越南富寿省富寿市富河工业区，是苹果在越南的35家供应商之一，于2021年11月投产。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早在2021年，苹果就将大部分Beats产品的生产迁往越南，而2022年中国的“清零”政策，让苹果首度要求供应商将部分Air Pods及Beats耳机转移至印度。吴伟说，2025年上半年，公司高层还曾去印度考察，但因为税收较高和员工素质问题，暂不准备在印度建厂。
祥子说，中国制造业一直以低人力成本模式发展，2017年第一轮贸易战以来，地缘政治问题加速了外资转移决心，疫情进一步推快了这一进程。但受制于供应链结构，产业转移仍是一个缓慢过程。据多家媒体报道，苹果公司的供应链策略为“中国＋N”：短期内，中国仍保留核心地位，但摆脱单一风险是长期趋势。
中（港、台）资企业海外工厂往往采用外派国内工程师＋本地工人搭配。吴伟说，中国的普工不可能转到越南工厂，而越南普工可能升做管理和技术岗位。
根据越南政府公布的2026年最低工资区域划分，Future Innovation所在的富寿市最低月薪为414万越盾（折合人民币约1100元），相当于2010年至2011年深圳的最低月薪标准。
吴伟说，Future Innovation工人的工资每年在涨，比越南本地工厂待遇更好。与位于中国的工厂一样，该公司也实行底薪＋补贴＋加班费的计薪方式，目前一线工人综合工资折合人民币为2000元至3000元，其中基础工资为550万越盾（折合人民币约1460元）。不过，越南的标准工时制是六天八小时。
在越南的中资工厂中，工人罢工是常态。据越南《青年报》，2022年9月，比亚迪越南工厂数百工人因工资低、津贴不足、伙食太差等问题罢工。在富寿省劳工联合会介入协调后，比亚迪厂方承诺提高基本工资、支付夜班津贴、改善伙食与工作环境，工人同意复工，前后仅用了两天时间。
比亚迪越南厂为苹果生产iPad，与Future Innovation工厂相邻。提起比亚迪的罢工，吴伟说：“越南的工会是帮着工人的。”
据他观察，越南公司里90后、00后工人占大多数。“越南人活得比中国人开心一点，有一点点不舒服就请假不上班。”
一位在越南经商多年的华人曾向《财新周刊》介绍，越南工人很多都是00后，还未成家立业，并不愿意为加班费牺牲业余时间。而对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工人来说，赚钱养家是他们最强烈的欲望和责任，所以加班意愿强。这并非国籍原因，而是两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导致工人主体年龄差异，中国的00后工人也有可能不愿意加班。
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中国外出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为39岁。整体来看，农民工中40岁及以下占43.7%，41岁至50岁占24.7%，50岁以上占31.6%,劳动力结构正趋老龄化；而农民工群体中，逾四分之一从事制造业。
在深圳易力声，工龄最长者入职近20年，大都是生于七八十年代的第二代打工者。目前，40岁左右的工人占了80%以上，少数工人甚至达到了50岁，即将要退休。
不同代际的人在罢工事件中也有不同选择。水瓶纪元联系的工人中，有一位是入职不到三年的00后女工。她参与罢工多日，看到希望越来越小，同时因为已被记录“旷工”，罢工结束当天就直接回了老家，离职手续也未办。
年轻打工者的风格是“提桶跑路”，他们有更多机会；而工龄较长的工人看重稳定，他们不只需要社保的延续，换工作也有较大风险。大部分工厂的招工年龄限制在45岁以内。周红已超过40岁，她发现，有的工厂甚至把年龄卡在42岁。
2026年1月5日，易力声发放去年12月的工资。很多坚持罢工到最后的人到手三千元左右，提前返工的人工资多一些。复工后，易力声按照之前的公告执行少量加班和补贴，有时一周五天八小时，有时一周六天十小时。
工人们收到通知，公司严格执行双考勤规定，除了罢工第一天，后几日不在岗位的工人不算工时。赵勇对此没有意外，“没有劳动事实，罢工时也没有让公司以承认工时作为返岗条件。”
一位工人对水瓶纪元表示，领导对他们说，政府支持给员工双考勤。复工后，他们在面临很大压力的同时，也只能静观其变。
年关将至，易力声发布了春节放假通知，从2月13日起放假11天，工人到手工资会更少。不时传出有人离职的消息。也早有人在没班加的时候去打零工。孙丽说，她和20多位同事下了早班后，会再去附近的电子厂干上四小时，时薪18元。但也有工人表示，即便18元的工价也难找。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工人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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