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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_赵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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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值“武汉启封”五周年。
启封只是一个时刻。在“武汉疫情”这件事上，组成纪念的并不是某个时刻、某一天，而是很多心碎时刻，很多人的忌日，伤痛绵延许多日夜……几年之后，仍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五年前你在做什么？聊起这个话题并不容易，时间并非以数字标记，而是无序地从每个人嘴里跳出来，“钟南山讲话的那天”、“封城的那一天”、“过年那一天”、“李文亮走的那一天”，事件成为回忆的刻度。
最初，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的记者赵庆夏回武汉过年，他浏览了一些消息，又问了自己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朋友。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像非典？再严重也就是非典那样了吧？”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打了一些电话，但没有对报道工作抱有很大的期待，那是一种“自我审查”的惯性：“（报社）日常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两条‘禁令’，有时候叫‘报道提示’，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要做，什么东西要按照什么方式做，一些事情可能只能转载、不能做原创报道”。
记者王胜男同样从北京回武汉过年。那时候，她还在一家商业公司支持的特稿编辑部工作。1月初，她第一次报了题，编辑部起初的反馈是“这个事情不太重要”，过了半个多月，编辑部的回复变成了“再观望一下”。她放弃了工作，回到武汉过年，那天是1月21日，启程前，跟她同行的朋友退掉了票。列车向南开，路上没什么人戴口罩，她带了一本《鼠疫》，作家加缪在1947年展示的那个世界，鼠疫爆发，政府却不承认疫情，城市被封锁，无人自由进出。
很快，王胜男会知道，书里看到的世界，正在变成现实。
时任《人物》杂志记者龚菁琦还记得，她是2月10日进入武汉的。编辑部在群里问：“有谁能去武汉？”问了好几个人，最后名额落到她头上。“编辑发出邀约压力也很大，我做出决定压力也很大……武汉的现场不像地震或者天灾……你不知道武汉是地狱还是什么”，她顿了一下又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武汉是地狱了”。
疫情往前再十年，龚菁琦曾经在武汉上大学，身份证的地址留在了武汉，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她靠着这张即将过期的身份证在武汉下了车。她对武汉的印象是各种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
去往武汉的高铁上，一整列车上只有两三个人，乘务员不讲话，车厢里没有任何情绪，“这些人好像被迫地，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坐上这辆车，去一个最恐怖的地方”。同事来接她，司机穿着防护服，那身白色的、把人包裹起来的衣服还不像后来那么普遍出现，“司机看你一眼，吓得死，好像死神来了”。
五年后，经过数不清轮数的清零、隔离、核酸检验和行程控制之后，人们几乎要忘记，在最初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只是未知的病毒，它只意味着传染、发热和死亡。
艺术家阿菜一口气讲下来都是——“那个武汉二环路上奔跑的野猪”、“跳桥的人”、“无法和父母最后告别的年轻人”和“自杀的养蜂人”……
所有受访者都会提起李文亮去世的那个夜晚，准确来说，是最早听到医生正在抢救的2020年2月6日，而不是被留在记录上的2月7日。
Miyoko（受访者要求使用的常用名）再想起疫情，首先想起来的是这一天。这个曾经在北京上海的广告公司工作的厦门姑娘，在疫情期间组织起一个民间志愿团体，名字叫“武心援”。李文亮去世的时候，她和伙伴们已经做了半个月的物资对接工作。李医生的去世令她深受打击，她说：“像撞南墙一样，你做了很多，却好像无法改变什么，也换不来一个代表正义和‘好’的那方被保留下来的结果。”
也是那个夜晚，一百多位年轻人在口罩上写下“不能、不明白”，将自己的脸庞和抗议的声音交到互联网上，希望引发一些改变。一位参与其中的年轻人说，“疫情发酵和恶化，与言论管控脱不了干系”。另一位参与的年轻人除了在口罩上写字，还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言论自由”。
五年之后，水瓶纪元回访了一些记者、艺术家、志愿者、关心公共事务的普通人，来谈论我们的疫情记忆，以及五年来的经历。
这些故事在五年前未被充分记录，在当时满城的死亡与未解的疾病面前，也难以占据注意力。我们相信这种回忆是有意义的——民间自发、互助和信任的力量是如何帮助人们度过最绝望的时刻，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纪录、创作和发声的权利，又是如何在转变的治理模式中逐渐流失？记忆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救人与自救者
“我觉得，人不应该那样死去，人不应该没有尊严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记住的死去。”
春节联欢晚会是华人春节记忆的最大公约数。2025，蛇年春晚，分会场之一在武汉。七分多钟的镜头里，武汉的经典小吃、地标性建筑轮番出现，官方用力塑造家国团圆、英雄城市的形象，演员和明星们跑过武汉的大街小巷，背景音响起，“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再难的坎，吃一碗面，也就过去了”。
那是一种被规划好的集体回忆：封城、逆行者、胜利、重启——从苦难中涅槃的“英雄城市”。
但在这段历史里，还有另一种秩序，从未进入宏大叙述。它不靠文件、不靠号令，而是由凌晨志愿者的车队、社交群组中不断刷新的表格、接力的求助帖构建而成。
除夕夜的景象打破了很多年的惯例，灾难发生时，甚至感受不到决策层的存在。一位武汉市民说，那一年的除夕夜，她以为武汉是地图上不存在的城市。一个记者在微信群里转述采访对象的原话：“为什么现在都是民间在筹措物资，政府呢？”
非虚构作家、媒体人李海鹏在微博上批判：“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真是太离谱 ……交通切断之后，班车没有？医护人员基本保障物资没有？抚慰性质的年夜饭没有？落实到责任制的领导慰问没有？党组织送温暖没有？拜年没有？虚情假意都没有？我真是目瞪口呆。”
“每天都有很多条求助信息发到我这里，一个比一个惨，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姓名、住址、联系电话，说求求记者救命”。五年前的1月30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记者王嘉兴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武汉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但最先动起来的，是没有资源、没有权力的普通人。
王胜男始终记得封城期间的一个夜晚，凌晨夜里两点，她在一个武汉本地的朋克乐迷群里发消息：她是记者，想出门看看，有没有人能载她一程。三点左右，一位大哥回复了她，确认了地址，然后跟她约定好，第二天早上五点可以来接她。
第二天，她在小区门口见到那位大哥，“精神很差，看起来就是一夜没睡”，甚至“车一度开偏了”，王胜男试着寒暄，她内心有很多疑问，但对方不太回应她。后来她才知道，武汉封城之后，送口罩的卡车只能停在市郊加油站，许多本地人用私家车在夜里接驳，把口罩一批批送进医院。大哥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清晨，王胜男陪着他送了一批口罩，既有给医院的，也有给私人的。那个场景让她感到荒诞，“这么大的医院，竟然也是靠普通志愿者支撑的 ”。
那天之后，王胜男暂时放下了报道的工作。从她开始做记者起，特稿教会人“关心人”，以人为尺度丈量世界，但在2020年的武汉，她在报道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里穿梭，只感受到无力。“作为记者，你原本一定要去挖掘这个人的动机，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但当时，你什么都问不出口，你知道人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会去做这件事。”
“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做的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不如出去当志愿者”，由此，她进入了“武心援”。
“武心援”的工作伴随了武汉疫情从爆发、封城到解封。起初，志愿者们做了许多对接防疫物资的工作，以缓解物资的紧张，随着疫情发展，问题指向“无法被收治的病人”和“被挤压生存空间的非新冠患者”，“武心援”的工作重点转向上报病人信息，后来“武心援”又做了心理疏导的工作。
“武心援”的志愿者总是分工明确。在一个群里，一个人专门刷微博超话，记录每一条求助信息，包括名字、电话、症状、地址，填进表格。另一个人负责打电话回访，确认情况是否属实、有没有解决，再更新状态。其他人则不断匹配资源、建立联系。不同的群承担不同的功能，信息流像血液一样流动着。
王胜男印象深刻的一个群是用来对接床位信息的，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会私下告诉志愿者当天的剩余床位和可能新增的床位数量。“那个时候（说）等社区安排（床位），那些人根本等不到的”，王胜男说，她去一家医院门口采访，“门口大厅堆满了人，有些人身上披着塑料袋，真的是很惨很惨的状况”。
也许因为她拿了相机，临走的时候，一个男人主动上前来搭话，倾诉欲特别强。他的父母均已感染，社区无法接收，他把父母拉来了医院，但始终等不到床位。“他问我，你是不是记者，你们能不能呼吁一下？”
“武心援”的发起人之一Miyoko是福建人，她过去的工作经历和公益行业毫不搭边，她回忆，最初一起合力将”武心援“运转起来的几位伙伴，也都不是相关行业的。她们介入疫情是在封城前半个多月，当时国内主流媒体关于“不明肺炎”的消息很少，但微博上和海外媒体上都有一些信息可寻。
从那时候开始，Miyoko和几位网友一起，从海外购买防护物资。她本科学的对外汉语专业发挥了一些作用，一位自称在广东省海关行业工作的伙伴快速厘清了物品清关需要的信息，一位在武汉的红酒商人提供了他的车队来运送物资。后来，队伍渐渐壮大。
Miyoko说："志愿者们意外深入其中，看到了比普通人在电视上看到更触目惊心的内容。我做这件事不求任何回报，我觉得，人不应该那样死去，人不应该没有尊严的，或者不被知道的、不被记住的死去。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多救一个人，无论能救到什么程度，去做就好了。”
许多“临时上场“的民间志愿者提到，自己最初只是被“卷”进漩涡里的。那是一种混乱与危机时刻的公民自救。重庆大学的新闻系学生梅浩宇曾经帮一线记者找防护物资，他简单列了一下记者们缺口罩的情况，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后来收到口罩的记者之一王嘉兴说，他原本没有对求助信息抱有期望。但人们的热心肠在那个时刻实在过于汹涌，2个小时内，梅浩宇收到200多条好友申请，想帮上忙的人包括快递公司的员工（当时物流已经停运）、捐口罩的、愿意在武汉开车去送物资的司机……这些人很快组成一个逾400人的微信群，梅浩宇不得不继续做对接人，那一年，梅浩宇22岁，还未曾有过社会经验。
当时媒体也对“民间志愿者”群体做过普遍报道。物资缺乏的阶段，动员筹措物资的既有普通个体，也有大学校友会、明星后援会这样的组织。封城后，后续的保障措施却没有跟上，有超过4000名武汉司机自发组成了志愿车队，帮助运送物资、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考虑到医护人员担心感染家庭不方便回家的情况，数百位武汉酒店业内人士自发组成了“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为医护人员提供住宿。蓬勃的民间力量不仅有热情，也有高效的执行能力。封城第一周，酒店联盟就合计为6056位医护人员提供了超4万个夜间的住宿。
光的裂隙最终闭合
《发哨子的人》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删除，但愤怒的人们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几十种语言接力传播。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网，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中，有人说，“我的母语正在我的祖国流亡”。
新闻环境在最近十几年间不断恶化已经不是秘密。但武汉疫情早期，记者们仍然捕捉到一丝光亮。赵庆夏的记忆里，“从封城开始，有那么几天，至少我没有收到任何‘禁令’”，起初领导还在观望，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其他媒体的压力”，“领导就突然开始催我们，说你们赶紧去（采访）”。
在那个时期，媒体的口径也不是天然统一的。1月19日，武汉市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研判意见：“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随着各项防控措施的实施与落实，疫情是可防可控的。”
隔日，《财新周刊》刊出了对香港病毒学家管轶的专访，管轶通过媒体表达，希望官方不要一昧强调“可防可控可治”，而是要讲清楚“如何防控与治疗”，不要“人为误导”，“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1月26日，当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紧张的防护服在武汉市得到了全面的缓解”时，王嘉兴从医院发回的报道是《武汉部分医院仍然喊“渴”》。
王胜男是武汉人，在海外念了书，又回内地媒体工作。为了寻求更大的报道空间，她联系了一家在海外的媒体，回到武汉，她做的第一个题目是“确诊名单之外的人”，官方公布了一份新冠肺炎死亡名单，社会上却普遍反应，未确诊的死亡人数也许远超统计数据。
当时，记者愿意最大程度为了公共利益去共享素材，一位的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同行甚至直接交给王胜男她自己的采访录音，“可能她有很多内容写不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在乎个人（利益）”。
作为独立记者，王胜男也感受到“限制”，她表达，她很羡慕当时有编辑部支撑的记者，过了前面的时间，没有“新闻采编权”记者难以进入核心场所进行报道，“采访对象也像消失了一样”。
武汉疫情期间，《财新》、《冰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人物》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都派驻了三四人的记者团队到武汉，撑开了专业报道的空间。受访的记者都会讲到，那是一种很痛苦，但仍然能感到蓬勃力量的时期。
硬核、专业的调查报道在当时仍有存在空间。王嘉兴的同事、冰点周刊记者杨海在武汉待了两个月，《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手册之变》和《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都回答了武汉何以至此。《财新》则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中还原了疫情初期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流动与权力博弈。
宣传系统很快有所反应。2月4日，《新闻联播》中，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张小刚说：“中宣部已调整300多名记者，深入湖北和武汉一线进行采访报道”。2月5日，国家网信办宣布查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及账号，其中包括“虎嗅”和“谷雨实验室”，原因是“违规自采”和“传播关于疫情的不实消息”。
“腾讯·大家工作室”在发布一篇名为《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的文章后，这个集中了最庞大的专栏作家群体的平台注销了账号。在当时，针对公共媒体平台直接的封禁销号行为，还不是那么普遍。疫情之后，舆论管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龚菁琦进入武汉的时候，医院已经度过了最初极度混乱的半个月，她得以去跟医生们见面。她的医生受访名单上，其中一个是中南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张笑春。
张医生曾以“一个一线影像医生的大声疾呼”为名，在朋友圈呼吁使用CT影像作为新冠肺炎/COVID-19的主要依据，而不要迷信核酸检测。张医生的双亲在武汉都感染了肺炎，但因为核酸阴性无法被收治住院，在接触的病例中，她也发现核酸假阴性的情况很多，许多病例的CT扫描却呈现毛玻璃阴影或实变影。她还呼吁政府征用酒店或学生宿舍用于隔离治疗，而非任由生病却未确诊的患者居家留观。
张笑春的呼吁是奏效的，在不久之后公布的第五版新冠诊疗方案中，首次将CT扫描的影像特征作为诊疗依据。
有官方背景的《长江日报》将张笑春作为典型报道，称她为“第一个公开质疑核酸检测可靠性”的人，那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敢言”最宝贵》。但龚菁琦告诉我，在她前去采访张医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声疾呼的人，她的处境实际上是微妙的。
我无法查看龚菁琦关于张笑春的报道，这和龚菁琦的另一篇报道有关。
龚的另一个采访对象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艾芬。艾芬是李文亮的同事，李文亮最早发到微信群里提醒同学注意安全和防护的病例，正是艾芬拍下的照片。艾芬告诉龚菁琦，她作为传播源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
在报道里，医生说：“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
接受采访的时候，艾芬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是武汉市职工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有四位医生离世。艾芬的名字后来已经家喻户晓，她的那一句“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如同火苗，点燃了本来已经高压许久的社会。
《发哨子的人》这一篇报道，成为龚菁琦职业生涯中最无法绕开的部分，报道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删除，但愤怒的人们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几十种语言接力传播，后来还衍生出火星文、甲骨文、拼音、表情包文和《黑客帝国》代码瀑布等版本。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网，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中，有人说，“我的母语正在我的祖国流亡”。
艾芬医生的报道，是《人物》杂志2020年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一部分，龚菁琦和她的同事们采访了五位武汉医生，杂志封面图片早已经面世——由五位医生的眼睛和口罩共同构成。《人物》首先在公众号上发布了医生关秀丽的报道，然后是第二篇，艾芬，然后，两篇报道都从网上消失了，三月刊实体杂志和剩余的三篇报道，再也没有出现过。
为李医生抗议
“我们希望制造点浪花，于是号召了这样一个拍照抗议/纪念运动”，那是一种今天罕见的行动策略，公开传播，希望参与者“发送到尽量多的社交平台并号召他人参与”。
李文亮医生死亡的夜晚，或许是疫情期间网民愤怒浓度最高的一个夜晚。
愤怒的原因之一，是他早在12月30日就在微信群里提醒同学做好防护，提醒信息被当作谣言而遭到派出所训诫。愤怒的原因之二，是他去世的夜晚，网友怀疑其死亡时间不断被修改，王嘉兴和另一位记者当时在医院留到了最后，面对反复传出的不同版本的死亡时间，他感慨，“人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死亡的权利”。
愤怒积聚成行动。
年轻人张维和颜森林是同一个乐迷群的群友，整个晚上，群里的朋友都很愤怒，想要做一点什么，“不能让这件事悄无声息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参与者之一张维记得，最开始，他拍了个照，在纸上写下——“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疫情的发酵和恶化和言论管控是有关系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带个头，有人带头了才会有人更多人参与。
经过讨论，这个纪念与抗议活动很快成型，那条群公告写着：“我们希望制造点浪花，于是号召了这样一个拍照抗议/纪念运动”，活动希望参与者在口罩上写下诸如“言论自由”、“不能，不明白”之类的话，举一张纸包含更多诉求或写下对李文亮的纪念。
那是一种今天罕见的行动策略，公开传播，希望参与者“发送到尽量多的社交平台并号召他人参与”。
那个活动号召出现的时候，颜森林不记得大家有没有聊过“安全”的问题，“互联网都会留下痕迹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有风险的，只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可能没有想很多，尤其是一群人在一起，做了就做了”，颜森林说，群内倒是讨论过，用旧口罩比较好，那时候，口罩仍然是稀缺的。而且，口罩能挡住人脸。
群友和网友们的反应很热烈，投稿邮箱里，照片像雪花一样飞来。很快就拼成了一张100个人的合照。
颜森林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教会他和世界打交道，早在疫情之前，他就时常和伙伴一起为校内外的不公维权，质询校方不合理的做法。2019年，因为喜欢的歌手李志在中国被无故封禁，他还申请了信息公开。
他始终觉得，“李文亮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善意地提示了周围人，警察约谈他之后，他也没有反抗，只是像普通人一样乖乖签了那个东西，他的身上，有普通人恐慌的地方，也有普通人会担心的地方”。
抗议与纪念活动没多久，年轻人们就遭到了现实的打击。颜森林在老家的家人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警察告诉他，“不要在网上乱讲话”。张维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他们无法确切统计，但相信“群里有三分之一的伙伴都收到了当地派出所的警告”。
那之后的五年，颜森林从学校毕业，做了两三年公司法务，又回到律师行业，从实习律师做起。工作之外，他仍然关心社会，丰县“八孩女”、和顺县“收留”女硕士事件，他都在自己的微信上发出了申请信息公开的公开信。
但像那个夜晚一样，把自己的脸和反抗的声音完完全全交到互联网上的事情，他没有再做过，很多时候用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关心社会，是他认为“在法律框架内，相对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的途径。
再讲起五年前的夜晚的勇气从何而来，他说，当时更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很多群友还在上学，或者刚毕业不久，做起事情来会更加没有顾忌。疫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压状态，需要发泄的窗口。他继续补充道：“可能也跟群的氛围有关系，群里鼓励自由表达。”
乐迷群早在疫情之前一两年就成立了，张维告诉我，他们都是“腰乐队”的粉丝，这支乐队的音乐速来被外界解读为蕴含政治与现实的隐喻，因此聚集起来的歌迷都有同一种特性：关心现实，在乎公义。大家什么都聊，音乐，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年轻人总是很相似，有很多力气愤怒，群也总是“炸”。
群聊最活跃的时候是2019年的夏天，彼时香港正在爆发“反送中”大游行，相关的信息在防火墙内遭到屏蔽，但微信群里讨论很火热，有人直播搬运信息，有人讨论“勇武派”的行为是否值得支持。微信群组在一个月内连续“炸”了三次，但也有了快速拉起新群的经验。后来群里的管理员们商量出新规，每个成员都必须加一位管理员，管理员会专门列一个标签给群员，炸群之后，能快速重新拉一个新的群。
那也是当时的社会气候所允许的，封号是常有的事情，对言论的审查也很严苛，但人们还有力气反复讨论，而不是像后来，“舆论空间不断收窄，大家的敏感性不断提高，渐渐会觉得，这件事好像开始不能做了，那个词好像不能说了，风气逐渐形成”，张维感叹。
抢救不正确的记忆
“从每一位逝者家里取一盏灯，像路灯一样高高挂起，骨灰埋在灯柱下面，形成灯火墓园，永不熄灭，永久纪念”
艺术家阿菜和朋友们协作了一个名为《新冠肺炎互助手册》的共享文档，他认为那是人们（尤其是不重视防疫的中老年人）需要的东西，这份手册鼓励人们带好口罩，做好清洁和消毒，那是武汉疫情还未爆发之前。
和阿菜一起协作文档的有二十多个伙伴，朋友拉来朋友。在群里，大家一起分享信息，一起哭，安慰彼此，在愤怒的时候发很多表情包，由于群友们所在的时区不同，群里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地有消息冒出来。阿菜说，“那段时间，我真的看到了一种公民社会的雏形，大家各司其职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很快地，“带好口罩”不再是一个问题，人们的注意力被呼救声、敲锣声、死亡的信息抢走，群里的伙伴们网上的碎片信息全都放在了这个文档里。起初他们并没有明确目标，也意识不到那是在留存“不正确的记忆”。
阿菜记得，微博那时还是网络求助的主战场，许多自称身处武汉的人上网求助，有的求床位，有的求药。但求助贴下总是有很多谩骂，“（那些评论）说，这是假的，武汉根本没有这么严重”。
这是文档名字的由来，人仿佛被困住了。武汉、武汉周围、整个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事情，文档内容也随之延展：起初是“一床难求”、“死亡人数”、“医护困境”，后来内容越来越多，“民生百态”、“官方百态”。
很难说这样一项记忆抢救工程是否是成功的。五年后，文档已经无法打开，我只能从旧文里找文档碎片。在当年5月的一篇报道里，阿菜说，《受困的人》里收录了500多条求助信息，追踪回访的时候，有73组求助信息里的人已经不在了，他用的单位是组，因为有些家庭失去了不止一位成员，甚至有人全家丧生。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记录。我和阿菜一起看了截图保存下来的《受困的人》的目录，那些目录标题包括：1%，无症状和复阳感染者，非新冠患者的生存空间，医护困境，前线她们，拿鸡毛当令箭，不合时宜的拟人……
有一些词语，几乎令我们立马想到里面最可能的内容是什么。“不合时宜的拟人”一定提到了关于共青团在2020年2月推出的虚拟主播“江山娇和红旗漫”，以及建造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时，直播中被“萌化”为“呕泥酱”、“蓝忘机”的施工车辆形象。
还有一章的标题是“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人”，阿菜猜测，里面的内容，与当时对新冠患者的歧视有关。武汉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海量湖北人的身份信息以表格的形式在网上疯传。4月份开始复工复产，一些用工市场传来“不招聘湖北人”的声音，连最高检都发声制止“严禁歧视湖北籍劳动者”。在海外，也有留学生诉苦，自己遭到了歧视。
阿菜一直以艺术行动关怀现实。2019年，他曾发起一个中国版“三块广告牌（出自美国电影“三块广告牌”）”的行动，抗议性取向矫正治疗，三辆红色大卡车上上喷印着标语“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然保留‘性指向障碍’”以及“19年了，为什么？”。车辆驶过上海，也开去过北京，在鸟巢和新浪微博总部打卡抗议，到微博总部的原因是，那一年，微博对同志话题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无故封禁了“Les”超话。
在“被歧视的武汉人”的信息流里，阿菜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过去他不知道如何跟更多人解释“少数”这个概念，但那时候他懂了，“少数是不断被定义的，你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变成不被喜欢的少数，你是武汉来的，你就有可能变成被歧视的少数”。
回头去看，诞生于2020年的许多艺术行动，都是直指问题本身的，不需要弯绕，也不需要隐喻。艺术家李佳宝在疫情期间编排出一支“甩锅舞”，她拿着平底锅跟着节奏摇摆。在作品介绍里，她写道：“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很多社会政治问题也愈发凸显，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推卸责任、甩锅现象。这反映出我们当前社会政治机制的问题，也是这次疫情蔓延的原因之一。”
那一年清明节前后，殡仪馆、真实的死亡数字成为禁忌话题，艺术家“坚果兄弟”向网友征集了42个“新冠公墓”的方案。有人提议，“从每一位逝者家里取一盏灯，像路灯一样高高挂起，骨灰埋在灯柱下面，形成灯火墓园，永不熄灭，永久纪念”，还有网友提议，将逝者的骨灰撒在武汉的樱花树下，由樱花树时代生长延续和纪念。
李佳宝还发起了一个《清明·逆时针行走》的项目，人们可以在这个线上网站中模拟回到2020年1月的洪山礼堂（武汉两会召开地），艺术家将1824个人在洪山礼堂前的行走轨迹制作成了虚拟雕塑，留在了各大地图网站的街道实景上。
不是要跟政府对着干
“一方面是看到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体制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这么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武心援”在武汉疫情中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筹划了一个线上公益音乐会——“共饮长江水”。音乐会是为了给疫情中失去父母的小孩筹一点款，做一个告别。Miyoko说，也“为了找一个台阶下”，武汉即将启封，关于疫情的叙事，已经逐渐变成了“胜利”，办音乐会，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这些志愿活动）不是跟政府对着干的”。
Miyoko解释这种担心，“这不应该是我们去做的，这是官方的失责，是官方没有救急措施，所有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悄悄做的。”
五年前，关于是否要接受媒体采访，让“武心援”被公众看到，团队内部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另一位伙伴提议，也许媒体报道之后能让事情被更多人关注。Miyoko坚持拒绝了，她觉得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多，“你不能保证未来会怎么样，如果你是个有工作的人，你大不了离开那个单位，但是很多志愿者都是在学校念书的学生。”
音乐会得到了很多支持，武汉本地的知名音乐人张玮玮、冯翔、张尕怂等人都录制了自己的歌声，武汉之外，广州的乐队“秘密后院”也发来音乐视频，背景是“江湖边”小酒馆。
许多曾经被帮助过的人也在音乐会中出镜了。包括那位在著名的“敲锣女”，为了救家人，她在阳台上敲锣了影像震撼了许多人，成为武汉疫情早期混乱现实的符号之一（后来，敲锣女在微博上公开谴责方方，围绕她的故事，又多了一层复杂性）。还有一个婴儿，是封城前几个小时出生的，出生二十天后被确诊为皮罗综合症，呼吸和喂养都困难，武汉彼时已经找不到手术资源，“武心援”的志愿者帮忙打通了离开武汉去往南京做手术的通道，却卡在了医院内部的转院手续上。
那件事情最终解决的契机，是一位体制内的记者“悄悄”发给了Miyoko一份该医院内部的联络方式，Miyoko打通了电话，装作“北京来的记者”，解决了这件事。隔天，小孩被送出了湖北，抵达南京的医院得到了治疗。
王胜男在武汉疫情后期意外加入了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导演是一个偏体制背景的老武汉人，疫情爆发后，他联络了自己许多合作的摄影师，几乎所有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了，只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只身来到了武汉，王胜男在医院门口偶遇了她，加入了她的拍摄工作。
拍摄一直持续到那一年年中，但最终没有成片。官方发现了这个未经报备的纪录片工作组，找导演谈了一下，导演没有再冒险，拍摄完成的素材成了一堆无人处理的史料。王胜男回忆，事实上导演的拍摄想法是非常“中立”的，“一方面是看到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体制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这么多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
导演靠自己的地方积累让摄制组进入了许多基层社区。“我一直对于体制内的人的想法很好奇，有一天拍摄社区，社区书记说，‘没什么，我们辛苦一点是应该的’”，但当摄像机推到那位书记的手部特写，王胜男看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是紧紧捏着的。拍摄期间，王胜男看见社区的混乱和无力，“所有人都是把任务下压，到基层社区，其实社区没有能力，很多人来社区门口骂他们，往门口吐唾沫，那个社区书记后来跟我说，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那个人跪在这里求他，但是他只能把他赶走”。
身陷囹圄的人
“我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几句话就反党了”
王胜男记得，在武汉疫情期间，“未经允许”自发来到武汉做记录的公民记者、摄影师的身影还很多。
有一天，她在一家医院门口遇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找他借口罩，那个年轻人自称以前在央视做主持人，疫情之后自发来了武汉，做一些记录。王胜男带他回酒店，给了他一副护目镜，几个多的口罩，“同行都很不容易”。作为回报，年轻人帮他开了几天车。他们在车上聊天，王胜男已经记不住具体的细节，只记得年轻人总是在谈论对社会不公的愤慨，王胜男觉得他“有点偏激”。
在一个找不到床位的阿姨家里，她还遇到一位自称是律师的女人，女人不断跟那位阿姨说：“你要去社区争取你的权力”。王胜男那天原本计划拍摄这位争床位的阿姨，她计划被打乱了。
她后来才知道，那个医院门口找他借口罩的年轻人叫李泽华，他在通过YouTube直播武汉发生的事情，直到2020年2月26日，警察来到他的住所，开门前，他架起直播，拍下自己被带走的时刻，他说：
“我无愧于我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和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也无愧于我学的传媒，我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做过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我李泽华，今年25岁，我也想向柴静一样去到一线，也想在04年的新闻环境之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或者在2015年放出《穹顶之下》被全网封杀，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
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几句话就反党了，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的年轻人上B站，上快手抖音，刷着各种社交媒体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他们觉得现在所得到的历史的结果就是他们所应得的……”
两个月后，他再次通过YouTube讲述当时被公安带走的原因。他是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被传唤，在经过24小时的问话之后，所长告诉他，决定不对他进行处理，但需要安排隔离。
而王胜男在社区遇到的那位自称律师的女人叫张展。张展本是来自上海的一名律师和基督徒，她曾经因为参加维权活动并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张展在2020年2月起以公民记者身份，前往武汉追踪报导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因此在5月遭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刑满出狱3个月后，她再次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以备份被删除文章而闻名的网站“端点星”后来变成“端点星案”。2020年4月19日，武汉启封不久，在北京工作的网站志愿者蔡伟、陈玫、蔡伟女友唐红波三人失联，后经证实被警察带走。一年之后的8月13日，案子在北京市朝阳区温榆河法庭宣判，网站志愿者陈玫与蔡伟被裁定“寻衅滋事罪”罪成，判刑一年三个月，那时，两人在朝阳区看守所已被拘禁480多天。
真的解封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流调，只是一个借口，但当这件事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公权力可以借用这个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我原本想从武汉解封那天聊起，但王胜男说，解封于她并不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刻。从3月开始，憋闷了两个月的武汉人已经在捕捉解封的蛛丝马迹，在地铁站工作的远方亲戚在朋友圈表达倒计时的兴奋，微博网友说，“今天好像听见家门口地铁动的声音”。
天气变暖了，油菜花开了，报道任务没有那么重了，一些同行开始组织去踏青，另一些同行在联系单位买票离开武汉，直到解封，所有人都陆续走了。王胜男辞掉了北京那份媒体的工作，突然之间，“你不用赶着去哪里，你也走不掉，这是你的家，你走不掉，也离不开”。
武汉之后，人和媒体都有不同的命运，《南方都市报》那年的“最美逆行者”——一组援助武汉的广东医护人员的肖像照——获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并在城市空间中随处可见，掀起了一场宣传工程。那一年十月，北京召开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Miyoko早就换了手机，没有导入旧手机里的相册，她不想再看到任何和武汉有关的照片。
《武汉启封》成了王嘉兴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也拿到了“谷雨奖”，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民间特稿奖项，不久之后，“谷雨奖”也再不更新。那是王嘉兴做记者的第四年，跑过一些重要的新闻现场，但武汉发生的一切让他更快速的成长了，编辑不再为他大段改稿。回到北京后，他先是隔离，确诊了抑郁症，轮岗休息了半年，又回《冰点》写了一些稿子，再后是辞职，离开这个行业。
王嘉兴说，一直到很久之后，封控的形态几经变换，他才意识到，疫情如此深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当时，你是意识不到这件事的历史意义的——你以为，顶多就是非典。”
“非典”应该被称为SARS疫情——事实上，那是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常规的起点，也是“新闻黄金时代”的起点。而新冠/COVID-19带来的社会治理，朝向了相反的方向。武汉疫情期间，“中宣部派人去武汉，所有在武汉的媒体都有一个领导，密集的时候每天开会，不密集的时候两三天一次，主要是传达一些精神”，赵庆夏说。
疫情之后，赵庆夏注意到，疫情期间的舆论管控手段成了常态。在记者的工作中，他最直接的感受是，疫情之前，热点突发事件的“窗口期”还有两三天，那是一个深度报道记者工作效率的极限，“疫情之后，我感觉这个窗口期缩短了，不到一天，甚至是八到十小时”。
武汉疫情暴露了中国长期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欠账，一些记者在此之后试图把医疗报道和公共卫生报道作为专业志向，但记者们迎来的，是为数不多的、仅剩的医疗健康领域的专业媒体接连消失：2022年10月，丁香医生旗下公众号“偶尔治愈”团队解散。2023年7月，《八点健闻》全网账号都被封禁。这些媒体因为其医疗和调查报道专长，在武汉疫情早期都有亮眼表现，是巨大恐慌中人们求知若渴的可靠消息来源。
对于创作者来讲，一些伤害是隐形的，难以清楚讲述的。
阿菜讲述了武汉疫情之后，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2021年的春节，阿菜和朋友们驱车试图去到某一个公共事件发生的现场。但在宾馆，敲门声响起，门外的人要求对阿菜和一行朋友进行“流调”。流行病学调查原本是传染病防控中的专业词汇，却在新冠疫情之后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人们的行动轨迹被尽数掌握。
阿菜说：“所有人都知道，流调，只是一个借口，但当这件事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公权力可以借用这个理由控制任何他想要控制的人。”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赵庆夏、王胜男、张维、阿菜为化名）
记者手记
五年足以忘记许多事情，也可以重新谈论许多事情。
2022年，李文亮医生去世两年半之后，10月6日的《纽约时报》视觉调查团队揭示了李文亮死亡时刻的重要细节。李医生的一位同事，当晚曾到访过他的抢救室的医生，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考虑到安全问题，《纽约时报》称呼他为B先生。他说，“这件事始总会在大众的视野里消失，但我始终觉得，被忘记也好，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纽约时报》公布了李医生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住院文件，包含治疗方案、病程记录和医嘱。根据病历，医生对李文亮的抢救持续了七个半小时以上，但他的心脏一直没有重新跳动。病情资料中有一份2020年2月6日晚上9点10分左右的心脏彩超报告，显示他的心脏在那时已经停止跳动。B医生说：“我觉得李文亮医生在2月6号9点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已经是可以宣告死亡了。”
B医生还透露，医院领导层要求医疗团队使用人工肺，因为他们想向公众表明医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抢救，但B医生的看法是，那时候上人工肺是“对尸体的亵渎”。
这份报纸，被人贴在了纽约中央公园西侧96街入口附近的李文亮纪念长椅上。这个长椅当时刚刚设立不久，是世间唯一的李文亮纪念碑，铭牌上刻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又过了三年，2025年2月，李文亮父母的视频首度在一个微信视频号上流出，面对前去探望的人，李文亮的母亲泪流满面，讲起儿子去世的当晚，医院曾经派车来接，但始终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眼。“我说你接我们来干什么啊？连我儿子一眼都不让看…你这太没有人性了吧…你说我咋（怎么）不遗憾呢？”
五年前，Miyoko曾经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此刻，她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是女星大S去世，“（这件事）会更让我觉得生命很无常，（疫情期间）做得很辛苦，或者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好像那些事情变成一个伤痛都去除了，变成官方施展巨大能力的东西，可是个体的痛苦，遗留的痛苦，好像就没人关心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就像当初很多人都不应该死于非命”。
她提到娄烨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这部意外拍摄于疫情期间的片子拿到了2024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制片人上台领奖的时候说，“这是我们作为创作者，作为电影人，对这个尚未完成的时代的一点记忆和纪念”。电影因为获奖得以在台湾的电影院上映，许多福建人依靠“小三通”特地去到金门马祖的电影院看电影。Miyoko说，“虽然这个在国内不能放，但是总归是有人在记录，总归是有人在记得这个事情。”
李文亮被葬在了九峰山烈士陵园，和他一起被安葬的还有彭银华、柳帆等因为抗击新冠肺炎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人。多位前去悼念的市民发现，进入李医生所在的烈士二区，需要上交暂存手机、登记姓名、户籍、号码等信息、由陵园的工作人员带领才能去给李医生扫墓，工作人员有时候好声好气，“如果别人都像你们这么配合，也就不需要费力了”；有时候是冷面呵斥，“身份证写清楚，要核对的！”——五年之后，我们没有了自由扫墓的权力。
我打开了我自己五年前的石墨帐户，我当初转载过的文件都还留在列表里，和武汉疫情相关的公开文档超过20个，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困境，每一种困境背后是无数绝望的人。
这些表格的名字是——《在汉露宿求助登记表》、《受困的人》、《个人救助归类表》、《0125前线记者物资需求文案》、《新冠肺炎：内地传媒深度报道选编（持续更新）》、《湖北省滞销蔬菜信息》、《哨声 版本图鉴》、《农村防控补短板》、《关心疫情下的人类_筹款＋资源_文案框架》、《我们与救助的距离》……
五年之后，我已经无法打开其中任何一个文档。我无法确认关闭这些公开文档是不是文档拥有者的行为。成立于2015年的石墨文档定位为中国的Google Docs，在武汉疫情期间，许多求助信息和事件存档通过石墨文档得以公开传播。Miyoko还告诉我，当她们使用石墨文档来对接信息的时候，一位石墨的公关人员主动私信了她，赠送了石墨的会员，以期更方便地传播信息。
与此同时，另一则旧闻是，2020年的6月，武汉疫情趋于平缓没多久，艺术家“坚果兄弟”发现，自己因为往石墨文档里添加“李文亮”的名字，个人石墨账号遭到封禁，也无法导出存在里面的文档内容。他试图维权，客服回复的理由是：“发布鼓吹大量集体维权的文档”，“您的内容涉政治敏感”。
“疫情带来的影响，好像和病毒本身一样，看不见，摸不着，无迹可寻”，王胜男说。
感谢你们的团队。感谢你们。
因为忍不住狂流眼泪这篇文章读了半个多小时，谢谢你们的记录和传播，“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一起持续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