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难民”潮退，玻璃防火墙从未消失
在昙花一现的狂欢后，仍有部分外国用户选择继续使用小红书。我们好奇，在这款被部分外媒称为“中国改良版Instagram”的社交软件上，是什么让他们决定留下并持续活跃？有中国用户持之以恒地发帖向外国友人发问：“你们为什么还在？”
撰文_胡培风 索尼克
编辑_赵小鲁 塔卡
平台编辑_cc
一年前，时任美国总统拜登曾签署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270天内将TikTok出售给非中国企业，否则该平台将被禁止在美国使用（即“不卖即禁用”），但拜登政府表示不会在任期内执行该法案。最终，这一法案由特朗普政府实际执行。2025年1月19日，TikTok在美国应用商店下架。下架前夕，大量对禁令心怀不满的美国用户涌入小红书，嘲弄要“把自己的数据双手奉上给中国政府”。他们称自己为“TikTok refugees”（下称“TikTok难民”）。
随潮流而来的也有其他外国用户，当“世界破门而入”后，小红书迎来“世界大同”的狂欢：“猫税”“对账”、交流食谱......“难民”们涌入后不久，小红书即上线了翻译功能，有人发帖称“这才应该是互联网的样子”，获得了上千的点赞。
然而，有调查指出，TikTok“难民”来到小红书並非偶然，更有可能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海外软实力宣传”的成果。《外交学人》梳理发现，在特朗普法案发布后，TikTok上即有大量亲中账号和机器人账号造势宣传小红书。
当地时间1月20日，特朗普即延期执行禁令，TikTok在美区应用商店再次上架。
如今，近三个月过去，美国时间4月4日，特朗普宣布，他将再次推迟75天实施对TikTok的“不卖即禁用”禁令，直至6月中旬。人们已经不再把特朗普的“二次警告”放在心上，几乎无人再因此注册加入小红书。相当比例的外国用户也早在1月末开始离开小红书，回到TikTok。
然而，在昙花一现的狂欢后，仍有部分外国用户选择继续使用小红书。我们好奇，在这款被部分外媒称为“中国改良版Instagram”的社交软件上，是什么让他们决定留下并持续活跃？有中国用户持之以恒地发帖向外国友人发问：“你们为什么还在？”
当TikTok“难民潮”从小红书退潮之后，海滩上留下了什么？
持反政府立场的美国Z世代
选择“把个人数据交给中国”
北予正的名字是她在来到小红书之后，网友给她起的。在此之前，她惯用的网名是“whiskerbones”。而这个新的中文名：“北”是她姓氏的一部分，“予正”代表了“给予公平”，她来自中国的新朋友们觉得这是她身上体现出的品质。她很喜欢这个名字，即使它听起来有点男性化。她还注册了哔哩哔哩（下称“B站“），用的也是这个名字。
1月13日，27岁的北予正在小红书上发了第一篇帖子。她是典型的“TikTok难民”：美国人，因为对TikTok禁令的反感来到小红书。“当时我们都还在用TikTok，大家都在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来自密苏里州的16岁女孩洁里（Jelly）同样因为类似的反政府立场，在这个阶段注册了小红书。“很多人说，它跟TikTok一样好”，洁里笑着说，“当时政府说TikTok是个中国应用，因此禁用了它，（但我们使用小红书）就像往政府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彼时，和她们做出一致选择的高达数十万人。有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从1月13日到15日，小红书的新增用户数超过了70万。而调研机构Sensor Tower估计，在特朗普发布禁令后的一周内，美区小红书下载量同比增长200%以上，较前一周增长了194%。
小红书并不是人们的第一选择。那时本还有一款名为Neptune的短视频应用，它在宣传中被标榜为“美国独资所有”，但并未按时推出。北予正刷到了意料之外的解法，“后来有人发视频说，‘还有小红书啊！咱们干脆都去一个由中资运营的应用吧’，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笑”。
“美国政府警告我们说，中国会窃取我们的个人数据，为表抗议，干脆我们把数据一股脑儿地交给中国得了。”
北予正选择“把个人数据交给中国”是因为她的政治立场，她认为政府是不可靠的。她不信任美国手机应用的隐私保护协议和安全性，小红书是她手机上唯一一款拥有所有权限的应用：它能访问她手机上的所有照片，也能访问她的短信。“我觉得这很有趣，特朗普不会赞同这个，但他们能拿我怎么办？我不会把同样的权限给美国公司。”
在北予正看来，美国互联网公司和政府都不值得信任，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公司和政府对她构不成威胁。“有的人会担心中国窃取自己的信息，但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北予正出生于底特律的郊区，父母在她12岁时离婚了，她跟着母亲生活。高中毕业后，母亲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学业、兼职和照料母亲的压力过大，她难以背负重担。她希望自己能休学一段时间，好一边打工，一边照顾母亲，同时请求父亲为这期间的租房费用提供帮助。但北予正已经成年，父亲没有法定义务继续支付抚养费用，对方以“建立了新家庭”为由，拒绝对她施以援手。她只能独自勉力支撑。
很快，来自生活和精神的双重负担压垮了她。由于跟不上学业导致挂科太多，她无法再申请联邦学生贷款，被迫离开了学校；又因为陪护过程中接触到母亲的排泄物，她产生了多种过敏反应。
她一度无家可归。母亲居住在残疾人福利住房，而她在住房名单上没有登记，如果被认定为“未授权居住”，会导致母亲失去住房资格。那段时间，她和一个朋友、三只猫，以及朋友的孩子一起住在一辆本田思域里。
目前，北予正暂时和从事社工的男友同居，但因照料母亲遗留下来的过敏问题一直没有好转，她很难找到工作——更何况，即使没有这些问题，如今的就业市场也不容乐观。“我的很多朋友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如果持续失业，这对情侣可能无力承担因特朗普上台而日益上涨的物价、房租等生活费用，再度流落街头。
北予正还患有妥瑞症（注：以抽动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神经发展障碍）。英文中有一个相当常见的词会触发她的抽动，但在一个纯中文平台，她可以避免直接看到这个词，语言隔阂反而为她带来了安全感。此外，中美巨大的文化差异也给她提供了一个“心灵避难所”：没有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争论和撕裂，小红书呈现出的世界轻松、有趣且平和，人们鲜少讨论彼此真实的困境；即使讨论了，绝大多数时候也与身处大洋彼岸的她无关。
她认为，小红书的大数据算法可以让她掌控自己想要看到的内容。“我能刷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让自己开心，比如看一个男人喂猪，而不用承受来自整个世界的压力。”
“对账”初印象，中美大不同
中国用户：国外月亮也没那么圆
对小红书上的“原住民们”来说，TikTok“难民”彷佛是在一夜之间涌入的。
“我的主页上突然多了很多英文帖子，有人说，（是因为）TikTok在美国被封禁了，很多外国人来下载小红书。”秋秋今年35岁，是B站的深度用户，小红书对她而言更像是一个搜索引擎——用来搜索美甲款式、衣着穿搭以及合适的徒步路线。
“最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因为大家都抱着善意”，在此之前，秋秋从未期待能从外国人那里收获关于中国的友善言论。她觉得境外世界的声音总是对中国充满敌意，比如疫情时，曾有国外社媒把新冠归因于中国，称其为“武汉肺炎”“中国肺炎”。
相隔于太平洋两端的人们，开始在小红书上分享各自的生活开支、收入、工作时长等信息，彼此之间横向对比，这种对比越过了国家层面的“大外宣”，并涵盖了教育、医疗、住房、物价等多个方面。
在“对账”中，部分中国用户对国外社会的“圆月”滤镜逐渐破碎。20岁的山西大学生村村发现，国外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好，“好像大家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自从TikTok“难民”涌入后，村村就开始在小红书上更新中英双语的提问帖，探问美国人的衣食住行、时事政治、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等。
在一篇帖子中，他提问道：“亲爱的美国朋友们，你们真的崇尚‘快乐教育’吗？”在回帖中，有美国网友追问：“什么是快乐教育？”还有人回复称，平民阶层的美国人普遍讨厌竞争，但在精英学校的竞争里，中美同样激烈。
在网络接触极为受限的中学时期，村村曾羡慕过杂志书籍中描绘的美国学生们接受的“快乐教育”，那与他经历过的艰辛的学习生活截然不同。高考前，他在吕梁市一所封闭制高中读书，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 5点50分全体跑操20分钟，接着早读至7点半，学生们才有半小时的时间吃早饭，然后在8点钟开始第一节课。晚上10点10分，晚自习才会结束，而所有人只有半小时的洗漱时间，过后，宿舍会准时熄灯。
在和TikTok“难民”的交流中，村村对美国的认知有了改变：在这个遥远的国家，精英阶层的教育竞争一样激烈，而且总是存在阶级对立，“富人不想让穷人通过教育翻身”；在美国看病就医流程繁琐，存在药物管制导致开药往往需要处方，这增加了一些常规病患的购药难度；美国人储蓄率不高，村村觉得是因为很多人从事自由职业，所以没有稳定收入；至于枪支问题，他了解到，美国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人持枪，治安“乱但又没有那么乱”。
村村还在“对账”中了解到认知范围外的事物，比如多元性群体。他自认为是个传统的人，到了合适的年龄会选择结婚生子，从小到大，身边少有性少数人士。“身边和我差不多大的人，观念都跟我差不多，（也许）比我年龄小一点的人会有‘这种心理’”，村村说，“我不太理解这种男男女女的关系，但是我会尊重，因为事物存在肯定有它的道理。”
更重要的是，在交流中，他看到了真实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好人还是很多的”。
美国用户：中国人并非都是“保守主义者”
年轻的小红书“新住民”洁里坦言，在她刚加入小红书时，她曾十分担心自己的发言会无意冒犯到这款社媒应用上的中国用户。
“我特意观看了很多关于‘如何使用这款应用’的视频，比如‘不同的emoji代表什么意思’，诸如此类”，洁里希望充分表达自己的尊重，在此之前，她对中国所知甚少。“在我更小的时候，我们的政府会说‘中国是一个大政府国家，每个人都被严格地控制着’。”
5年前，她记得美国媒体“只报道了一件事”：中国人每周只能玩八小时游戏，超过时间可能被逮捕。洁里所指的是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其中规定，未成年人游戏时间法定节假日每日累计不得超过3小时，其他时间每日累计不得超过1.5小时。
无从得知具体是哪家媒体导致了洁里对这条新闻的记忆错乱，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使用小红书之前，大部分像洁里这样的青年美国人难有渠道来深入了解中国，更没有机会真正接触中国人。洁里生活的密苏里州，在政治上整体偏保守，一向被视为共和党“铁票仓”，尤其近二十年来，这种保守趋势愈发明显。截至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密苏里州白人人口占比约为77.8%，而美国全国白人占比只有大约57.8%。
来到小红书后，洁里认识了一些中国用户，他们一起聊漫画、美妆。她对中国的了解逐渐立体起来，这推翻了她以往的刻板印象。“我曾经和一个中国老师聊天，他说如果他的学生受伤了，他会（主动）去支付费用。”她对此感到震惊，因为在美国，应该是父母对孩子的健康负责，“没有人能强迫老师对学生受伤负责，因为老师在我们这儿已经是最低薪的行业之一了”。
美国的跨性别者佩里（Peregrine）则发现，中国人并不全是媒体宣传中的“保守主义者”。作为跨性别人士，她时常会在其他社交平台上看到恐跨、恐同的言论，“比如认为‘你们不应该（发布关于跨性别的帖子），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但她在小红书发现，大部分中国人对跨性别者的态度都是“只要你不强迫别人变成这样，其他的都无所谓”。
小红书限定版现代中国
与南美左派青年的繁荣梦想
小红书向大部分TikTok“难民”们展示了一个与既往印象并不重叠的中国，而对24岁的阿根廷青年卡利尔（Kalil）而言，这个跟自己国家时差长达11小时的遥远国度，是他曾长久好奇，但从未有机会深入了解的地方。
在卡利尔看来，小红书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城市里遍布的高楼大厦、辐射全国的高铁线路、低廉的公立教育和医疗保障系统......这些都与他所听闻的中国形象大相径庭，中国拥有——也正是他认为阿根廷最缺少的——稳定和繁荣。
有一次，在小红书上认识的中国朋友给卡利尔分享了国内地铁安检的视频，对方本想抱怨这套系统的繁琐，但卡利尔却觉得安检“很酷”。“如果我们也有这种（安检）机器，事情会好得多，在阿根廷，你可能在地铁上被抢手机，甚至可能因此丧命。”
卡利尔成长于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是健身教练，母亲是按摩师，他没有读完高中，曾经做过收银员。阿根廷的近代史常和“衰落”等字眼相联系。从小到大，卡利尔经历过八次抢劫。第一次是在他8岁那年，劫匪试图扯下他母亲的项链，差点将她勒到窒息。从那之后，他逐渐学会了一种街头智慧：把贵重物品藏在衣服内侧，把“诱饵”放进包里。一旦遇到抢劫，他可以主动把包交出去，如果对方没带枪，他甚至会尝试反抗。
2015年底，中右翼党派候选人马克里当选总统，在其任期结束时，阿根廷人的生活成本比五年前翻了近三倍。他提到，现如今阿根廷的生活成本已上涨到他难以承受的程度，就连日常出行乘坐公共交通，都要花费4美元。但卡利尔的家庭收入没有增加，依旧和10年前一样是500美元。
卡利尔并不了解的是，根据千瓜数据《2024年小红书用户洞察报告》，在小红书的3亿月活用户中，一二线城市用户占比50%，这使小红书注定只能呈现一种限定版的现代中国城市景观。2020年5月，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曾提及，中国仍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小红书给卡利尔展现出一种“社会主义”繁荣的可能性。在阿根廷，“社会主义者”是一句骂人的话。20世纪中后期，在国家干预和福利主义主导下，阿根廷曾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债务堆积，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每次经济危机之后，公众普遍把责任归咎于国家干预过多、福利主义滥用。
2023年，激进右翼候选人哈维尔·米莱凭借“反社会主义”“砍掉一切”的口号赢得选举。卡利尔极不认同米莱的做法，他认为社会福利是必要的。
卡利尔提到，在米莱上任后，该国医保价格一路上涨，他被迫断缴了自己两岁之后就一直使用的医疗保险。一年前，他需要做一项手术，但因需要补交各种官僚程序文件和法律文件，手术申请一直没有通过，直到文件齐全之后，他又被告知手术预留的时间已经过期。卡利尔对此感到愤怒，但无能为力，“我们真他妈的需要一个路易吉“。
高中时期，卡利尔就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抱有好奇与某种程度的认同。来到小红书之后，这种好奇被进一步放大了，他开始阅读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也读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传记。
卡利尔赞同毛泽东的反腐运动（注：即“三反”、“五反”运动），也羡慕中国的反腐系统，他对阿根廷政治体系中的腐败深恶痛绝。“这么说可能有点不道德，但我觉得为了改善国家的状况，每个腐败分子都应该依据法律被判监禁或者处决，尽管前提是我们需要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来判断某人是否腐败。”至于对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卡利尔则表示：“根据我看的书，他本人非常民主，乐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只是我目前的想法。”他还没读到关于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的章节。
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把毛泽东的照片设置成了手机背景。
地球村情结难续
当“李华”们不再向往外面的世界
学生时代的秋秋曾在无数次考试中写下“李华的书信”，信的开头一般是标准化的问候，而结尾总是千篇一律的“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注：期待你的回信）。”这些信件并没有抵达大洋的另一端，而是帮助她从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从重庆的小镇来到了东北的一所985高校。毕业后她回到重庆，在一家从事机械制造的德国外企工作。
尽管工作中会和来自德国、美国、印度的外籍同事打交道，但是秋秋和他们并不熟悉。“除了工作，我们很少会交流生活方面的事情，就是上班、下班，拿到工资然后看怎么花，其实别的大家也没那么关心。”
日常里，秋秋更多地是通过B站UP主的视频，来了解海外信息和他国的政治生态。她尝试过“翻墙”，但碍于语言不通，此外，她发现海外社交网络上充斥着批评中国社会的声音。那是2020年初，疫情在中国已得到初步控制，而美国的防疫状态看起来依旧“一团乱麻”，有部分亚裔群体或留学生，因保留戴口罩的习惯而遭遇歧视，乃至被攻击，这让秋秋感到愤怒。
她觉得不可理喻，为什么戴口罩会影响自由？隔离政策为什么被认为是反人权的？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秋秋开始在B站上搜寻国外的疫情信息，也关注了一批专门讲解国际时事政治的UP主，比如“波士顿圆脸”“观察者网”等。在看视频解说的过程中，秋秋对“为什么美国人不相信政府”有了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真的把他们当小白鼠一样对待，通过媒体控制舆论，让真实的声音传不出去。”
村村则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些在美国生活的短视频博主，通过他们拍摄的街头日常来了解美国。在许多短视频里，美国的社会治安是十分糟糕的：街头永远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吸毒者；枪支管理也混乱，持枪抢劫的恶性公共事件总是接连不断。
村村为自己生活在中国而感到庆幸。在抖音上看得越多，他越觉得国外的情况不如中国，尤其在安全问题方面。“外面很多地方在打仗，那么乱，但是在中国，我还可以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这很安全。”
TikTok“难民”的涌入，让应试教育中虚构的“李华”在现实中得到了回应。但除去缅怀“世界大同”的地球村情结外，海外用户分享的生活和观点，进一步加深了许多中国用户对国外“混乱”的认知，也让他们深信，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真正具有优越性的。
1990年，秋秋出生在重庆山区一个偏远的山村，父母务农，家庭经济极度紧张，每年都要先卖了粮食才有钱支付学费。小学五年级时，因当地政府的助学项目，秋秋被免除了九年义务教育里剩下几年的学杂费，“当时家里的负担就轻了很多”。
初中时，秋秋的父亲进城务工，后来，家里拿到了水电站项目的征地补偿款，情况才稍微有所好转。秋秋的成绩很好，一路考上了985大学。她记得，本科时她的学费每年只有4000多元，住宿费一年1200元，如果支付不起，她还可以向学校申请助学贷款，领取奖助学金。
在小红书上，秋秋看到了不少美国人分享自己还不起学贷的帖子，她认为自己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受益者，靠着国家政策优惠才能一路从小镇走出。“如果把我的情况嫁接到美国，我觉得我上不了大学。我根本支付不了学费。”
秋秋并不知道，在美国，K12教育（注：相当于高三之前的教育）是免费的，她也不清楚美国的学贷、学生就业等情况。她对美国教育的观察，更多地来自于小红书美国用户的分享，至于他们能不能代表美国的真实情况，秋秋自己也难有机会进一步了解。
当她看到国外批评中国的声音时，除了愤怒，她也觉得迷惑，“我无法分辨那些信息的真实性，连国内的很多新闻我都分不清真假”。
面对这种“无法分辨”，她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受”。“有一些批评中国社会问题的声音，就我自己看见和感受来说，并非如此，一来二去我就懒得看了。”
秋秋能确信的是，如今，她的生活是“过得下去”的。毕业后，她一直在外企制造业工作，先后辗转南京、成都，最后定居在重庆，贷款在市区买了一套房子。现在，秋秋对自己的生活基本满意。
中外键盘政治冷与热
“相信官方”VS“眼见为实”
作为小红书用户，奥利奥也在默默关注着TikTok“难民潮”，她是上海一所985大学新闻专业的研究生，目前在一家国内新闻媒体机构实习。在她看来，这次小红书“中外对账”，中国网友也许过度聚焦在了国外“水深火热”的各类议题上，却失去了对本国社会问题的关注。
她认为，美国人跟政府关系微妙，是因为政治环境和教育系统的不同，使他们天然地会抒发对政府的不满，而中国网友看到这样的批评，只会想到国外底层百姓生活不易。“大家会被（这种同情情绪）蒙蔽，而不是进一步去想，他们为什么有批评的权利？”
村村不大认同这种观点，他觉得还轮不到自己来谈论国内社会议题。“社会上的问题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呢”，他认为首先要以身作则，“如果连我自己都做不好，那我连‘独善其身’都没有做到”。但怎么才算“做好自己”，村村也没有答案。
秋秋则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只是任由国民不满的情绪发酵，势必会造成社会混乱，不利于社会问题得到解决。
2022年11月下旬，国内曾有多个城市爆发反对疫情“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秋秋所在的重庆市也有居民冲破小区门禁，走上街头，她当时无法认同那些举动。但当秋秋了解“清零政策”如何重创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有人因此被迫失去生计、背负债务后，她也明白了人们为何抗议。
不过，秋秋仍然认为，抗议的前提是该事件已经关乎自身的生存问题，她无法理解那些有着高学历、体面工作和稳定收入的人们为何要走上街头。她觉得，人们最终看见、关心的，还是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比如在不远的将来，秋秋最担忧的是父母的养老问题：她的父亲在重庆市区当保安，母亲已退休，领着城乡居民养老金，一年只有五六千元。秋秋担心，自己身为未婚未育的独生子女，未来父母一旦患病，自己将分身乏术，面临巨大的照护困境。
尽管如此，秋秋对这些担忧依然保持一种“无奈的乐观”。她认为，每个国家都面对着自己的难题，“（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问题怎么可能少”。她相信，“只要有问题，国家一定会慢慢整改，很多问题复杂且艰难，一定‘有人’在关注、完善这些问题”。
可是，“谁”来关注这些问题？每一项和她利益相关的政策，从落地到实施，她是否知情？如果对某项政策不满，她是否有反馈的渠道？秋秋无法回答。她坦言，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相对平稳，“所以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想法”，对于当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她选择相信官方，静待后续。
只是偶尔，在面临一种两难境地时，她也会觉得矛盾，无法为悲剧找到始作俑者——“有些问题不知道该怪谁，比如防疫政策，它至少保护了大部分人；但这个政策完全是好的吗？到后面它确实让很多人失去了经济来源。这怪谁？如果怪国家，（但）我就是那些被保护下来的人；如果怪抗议的人，（但）有些人确实失去了经济来源。”秋秋得出结论：“我唯一能怪的就是病毒。”
中国用户在谈论政治时大都表现出了回避、矛盾及相对冷感的态度，与之相比，小红书上新涌入的TikTok“难民”群体，如卡利尔、北予正、佩里和洁里等，他们都在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对本国时政的兴趣和关心，也都在那时开始反思本国媒体宣传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和大多数阿根廷青少年一样，卡利尔自小混迹在社会边缘的小帮派中，苦恼于自己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后来，他进入大学学习心理学，遇到了一名支持庇隆主义的左翼老师，也因此开始接触社会学。
当卡利尔意识到阿根廷现行社会制度已陷入困顿，并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时，他的选择是阅读。从福柯开始，他把自己能找到的关于社会学的书都看了一遍，试图弄清阿根廷现今政治困境的原因和解法。他曾数次在TikTok上发布视频抨击阿根廷当局，但回应寥寥。
卡利尔感到灰心，不再通过短视频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他并未停止表达。谈话中，如果对方的观点让他觉得过于荒唐，他依旧会和对方争论。当他来到小红书，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他而言是一段可借鉴的经验时，他就买了厚重的相关专业书籍来看。
卡利尔小时候对中国的印象是“（城市）都很脏，（人们）会吃猫”，他觉得奇怪，但没有渠道了解实情。当TikTok“难民潮”出现时，他凭直觉决定要来亲自验证自己的疑惑。
北予正成长于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家庭，对她而言，政治是她人生成长的一部分。小时候，别的孩子还在看动画片，她已经在和家人一起看选举相关的新闻报道。12岁后，她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开始成形，她学会了曾供职于博物馆的奶奶的思维方式：先理解史实和事实。因此，当北予正对亚洲文化产生兴趣时，她尝试去了解亚洲国家的历史和政治，其中包括中国建国后的快速发展。但她的身边没有中国朋友，因此，她认为自己始终没有接触到真正的中国：“我无法在泡泡里学习，但我知道它没有我们的政府说得那么糟糕。”
至于佩里，她的爷爷曾经常到中国出差，带回过不少纪念品。“我一直觉得，哇，这些东西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一直对我们政府对中国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想把中国描绘成非常敌对和不安全的样子。”然而，爷爷告诉她，当他在中国参观医院时，医院会特地放假一天，“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来看看那个外国人”。她把这理解成一种好奇和友善，也因此，她从那时开始觉得，“无论在哪里，人都是人”。
洁里也是如此。早些年，她逐渐开始怀疑美国政府对中国形象的刻画不合逻辑：“如果中国人是在那样一种严苛的环境下生存的，那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看上去做得还不错呢？”
这几位年轻的小红书海外用户在交谈中都透露着同样的期许，他们希望“眼见为实”地接触和了解中国，而非简单地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得到答案。
各取所需
避谈政治成为社区默契
来到小红书后，一些海外用户发现，他们批评本国政府的帖子总能得到中国用户特别热情的响应，这其中，双方的心理需求被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满足了。
卡利尔流量最高的帖文，是他发表的对“加密货币”的反对意见。
帖文里，卡利尔写道：“我们是一个笑柄，我们的总统很容易渗透（人心）和兜售任何想法......这是一种耻辱。”这篇帖子获得了两万个赞及一千三百多条回复，人们在评论里支持卡利尔，批判阿根廷和美国政府，也积极对阿根廷人表示同情。
帖文下，有人回复：“站起来！阿根廷人！让我们为解放而战。”
卡利尔还在其他帖文里展示阿根廷的酒吧、无家可归者，也直言他对现任阿根廷总统米莱的极度不满。他还向中国网友们推荐了一部B站上讲述阿根廷现状的长纪录片《独自等待》，关于阿根廷人如何困苦、为何困苦。
在卡利尔看来，阿根廷人似乎并不关注这种困苦。“人们对很多重要的话题嗤之以鼻，更糟糕的是，你只要对政府表达异见，即便只是想聊聊，他们就会讽刺你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好好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认同。他们就是给你贴上标签，然后结束对话。”
卡利尔推荐纪录片的帖文获得了上千个赞和三百多条留言，而他分享日常的帖文却往往只有数十个，乃至仅有数个赞，但他感到自己的处境被理解了。
然而，面对中国相关的政治话题，双方交流的气氛就不再那么融洽了。有美国用户发布了一篇帖文，提及她发现中国用户大都坚持捍卫着“在中国不可能存在种族主义”的观点。有人回复称种族主义是存在的，但随即收到了多条攻击性的回复。另一条评论提及了国内存在强制推行普通话教育的情况，也紧接着收到嘲讽回复：“中国人为啥不能学习普通话？你到底是哪里人，你是大殖子？你可真有意思，不爱中国，赶紧润走。”
30岁的中国用户裴莉，曾因就TikTok“难民潮”事件发表对国人的批评观点遭遇网暴，因此她不愿透露自己具体的个人信息。那天，裴莉看到一位教师在小红书上记录其一天工作的视频，这位教师一直持续工作到晚上将近十点钟，才终于结束晚自习下班。评论区里，很多海外用户感叹其工作辛苦，但接着被中国用户以“他也不是每天这样”“中国老师有寒暑假”等言论反驳。
对此，裴莉发布了一条帖文，写道：“国人的优越感能不能收一收？每一件事上都要‘赢’，拼命证明国内优于全世界，自大傲慢到荒谬了。”
裴莉随后收到了上百条评论，其中大多是带有攻击性的话语，指责其“让国人反思”的观点。有一条评论称：“老外可以优越，咱这么多年韬光养晦，好不容易有些地方比国外领先还要藏着掖着？”
“这可能和我们长期脱离‘墙外’生态有关，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内外两套宣传体系，很多人对展示的内容有所筛选”，裴莉分析。
面对网友攻击，裴莉理性回复几条后，决定不再继续理会。
裴莉早已对中文互联网感到失望。十几年前，她是百度贴吧和微博用户，也曾积极参与过各类社会议题的讨论。她记得，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后，铁路部门因快速掩埋车体，公布信息流程不透明，及在事故原因上推诿自身责任等做法，引发了公众强烈质疑。新闻发布会上，时任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面对媒体质疑时，以一句“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令舆论哗然。
“太难忘了，当年这句话是年度热梗，微博上都是要求追责的声音”，裴莉回忆。
“围观”曾一度是微博时代的流行词，带有一种强调公众力量、舆论监督、社会变革的理想主义色彩，裴莉也曾相信过“围观改变中国”。后来，随着微博走向商业化，以及内容审查机制不断加强，到2019年左右，裴莉和她的微博友邻都因审查问题被封号多次。具体原因她已记不清楚，“就是转发或点评社会新闻，一般一次会封很多号”。裴莉坦言，由于言论空间收窄，民众舆论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她也逐渐退出微博，很少再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
使用小红书后，裴莉不再发表“键政”观点，日常发布的帖子几乎都是关于美妆、游戏、穿搭和笑话段子的分享。她认为，旁观海外用户批评本国社会问题，或是向海外用户解释中国的状况，这些行为都正好契合了国民急需被安抚的民族主义情绪需求，这也是小红书在外国用户眼里看起来“友善”的原因，“一旦有人试图发表些不一样的观点，比如我，一样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事实确实如此。在卡利尔看来，小红书上的中国人态度友好，受教育水平高且思想开放；中国有着高楼大厦、高铁、低廉的公立教育和医疗保障系统，是一个现代、安全且繁荣的国家。然而作为“外宾”，他对公立医院集采药、医保缺口等议题也不甚了解。
另一些海外用户则表示，他们了解过中国一些公共事件的大致来龙去脉，但为表示友善，大家默契地选择避而不谈。
相较于卡利尔和北予正，佩里的账号看起来几乎有点“岁月静好”。绝大多数时候，她只发布自己养的鹦鹉的视频，“我在这里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我只是乐意这么做”。
她默认并遵守小红书的规则，“在这么一个潜规则是‘你不应该讨论政治’的地方，如果你这么做了（讨论政治），你就不太可能获得点赞或者关注”。她看到过一个中国用户声称中国没有流浪汉，她相信“这个数字可能比美国低得多，但我不确定它是否是零”。佩里觉得，“选择不参与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声明”。
“我并不是为在TikTok上也能看到的东西而来到这里的，注册这个应用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告知这里的规则是不能讨论政治。”佩里的想法很单纯，作为一名跨性别者，当她发布帖文表示自己要做手术时，人们会真诚地祝福她，“这就已经足够甜蜜了”。
尾声
当TikTok“难民潮”忽来忽去
如今，小红书是北予正和其他人可以暂时逃避现实的一方小天地，“我现在很难享受它（政治话题），因为它看起来如此无药可救”。
无人知晓这种“岁月静好”可以维持多长时间。4月，特朗普再次宣布，他将推迟75天实施对TikTok的“不卖即禁用”禁令，直至6月中旬。然而，此次禁令几乎没有再激起什么涟漪，人们早已失去讨论它的兴趣了。
此前在小红书上，“关税战”相关的帖文还有较高的关注度，而在中美两国反复博弈最终尘埃落定后，这类帖文的热度也已开始褪去。
洁里使用小红书的频率已经低了很多。4月初，她发了一篇帖文控诉特朗普新政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每天，我的权利都因为我的性别和神经多样性而被质疑，我害怕移民局会闯进我的学校，把我的朋友带走......我恨他们制造的关税问题，我既害怕又愤怒，却无能为力.....请记住大多数人都在恐惧中生活，并且厌恶特朗普。”
这篇帖文只有5个赞和1个回复，那条回复是：“请相信未来。”洁里点赞了，但再没有收到进一步的互动。
TikTok“难民潮”已不再新鲜，乌托邦的糖衣开始破碎，裂痕和分歧浮上水面。有海外用户发帖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和中国人聊天，一些中国用户回复道，“不要玻璃心”“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裴莉也看到，许多美国用户抱怨自己生活不好时，常有中国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称：“我们过得很好”。也有一位非裔美国用户表示，自己在使用小红书时，很明显地感受到不少中国用户对自己的族群存在偏见。
“人们会低估我们的智力......假设我们都很贫穷；假设我们缺乏教育；假设我们没有父亲；假设我们都能说唱、唱歌、跳舞；假设我们都很高或很健壮；假设我们很懒惰；假设美国所有的犯罪都是黑人犯下的；假设我们不讲标准的英语，而实际上，非裔美国人英语（AAVE）是一种自成文化体系的方言；假设我们不反抗殖民或压迫，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软弱。”
3月，这名用户发表了最后一篇帖文，此后再没有更新。
在一些非裔美国用户科普自己族群历史的帖文下，收到来自中文的冷漠回复：“又不是我们压迫你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洁里曾在小红书上遇到向她搭讪的中国男性，对方持续地发送私信令她不堪其扰，不得不发帖声明：“这是一种恋童癖”。卡利尔也遇到过对他出言不逊的中国用户，对方试图以一种极度冒犯的语气开启对话：“你好啊，婊子。”他拉黑了对方。
佩里同样屏蔽了不少人，其中还包括一名恐同的美国用户，她对此感到惊异：“很难想象我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还会遇到恐同的美国人。”
当他们发帖描述自己的遭遇时，收到了不少友善的中文建议，教他们如何向官方举报恶意用户，他们照做了。但这种靠拉黑和举报维持的“净土”，谁也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TIkTok“难民”刚涌入小红书不久时，外国网友“给李华的回信”曾让许多人感动。一位叫Jen的美国用户曾写道：“亲爱的李华......我对中国了解了很多，我们比想象的更亲密。”帖子收获了2.8万个点赞和近2000条留言。
作为中国英语应试教育体系中最常见的“虚拟学生代表”，“李华”常出现在各类中高考英语写作题目中。几乎每个经历应试教育的学生都曾化身为“李华”，在一张张英文试卷中用标准化、符合考试规范的表达给“外国网友”写信。
“你在学生时期应付作业和考试时候写下的一封信，突然在你30多岁以后收到了回音”，秋秋说。很难说TikTok“难民潮”退去后究竟给小红书用户们留下了什么，它也许是一封封暂时看不到后续的来信。
但在奥利奥眼里，至少交流本身是曾真实存在过的，并且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于从未在生活中接触过外国人的中国用户来说，这场意外的“闯入”或许成为了一个朝外看的窗口。她相信，总有人会因为这个窗口，想探出身去看看真实的世界。
（文中村村、秋秋、奥利奥、裴莉均为化名）
看到裴莉的遭遇，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