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纪元2025｜我们只是想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二）
我们遵循十多年前的古老报业时代的传统，请作者们回顾这一年，在现场，她们所见，所闻，所想。也许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只鳞片爪地记录它，留下一个初稿，部分地有了在漫长的未来，定义它的能力。
编者按
水瓶纪元的初创，来自一群不同世代的新闻人“出走的决心”——不自我约束，尽量写应该写的。
如果你从一年前开始看我们的文章，你应该知道我们想讲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希望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事情很重要，我们就去到现场；既然我们在现场，我们不想对事实进行任何阉割和粉饰。
我们相信新闻的力量是让人们看见彼此，也看见共同面对的复杂现实，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同理与共情。
这个国家的人口是那样的多，而说出来的故事，却是这样越来越少。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时刻，让我们看到新闻仍然重要。譬如坚持维权的富士康女工小芳的故事被看见，一位跟她出身类似的企业管理层的读者带着鲜花来看她，而她惊喜地发现，她们也捎来了一位朋友的问候——而这位朋友，是激励她继续深造的社交媒体偶像。人生何处不相逢。
尽管没有热搜，警察的不期而至也会让记者以这种哭笑不得的方式，证实了自己的新闻价值判断。当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者被迫沉默，旧闻也成为新闻写作的对象，记者们意识到自己被托付的记忆弥足珍贵。当记者有更多机会与采访对象见面，而不是存在于社交媒体狭窄的对话框，她们得到了更多人对记录工作的感谢。
今天仍然在意“新闻”，确实需要勇气。人们早已经在社交媒体的琐碎片段中留不下什么可靠的记忆，何况事件总是裹挟过多想当然的情绪，从狭窄经验出发的判断，以及越来越多的对他人莫名的敌意。新闻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新闻并不比其他信息更被信任，甚至因为无法取悦任何一方而陷入孤立；采集新闻的人也早已不敢奢望自己得到善意的支持，甚至时时在担心网民的攻击和当事人的反噬。
然而我们仍然相信做新闻是一件幸事。无论如何，上路去往远方，关切他人的生活和苦难，在现场，观察，提问，被回答，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公共意义，都是一种特权——在某一些被刻意原子化的社会尤其如此。这是学习之旅，也是成长之旅。几乎所有的记者都相信，人们一定会关切他人的生活；一些没有新闻背景的作者逐渐了解，新闻的意义在于，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群体都能相对信任的客观，那是社会凝聚共识的基础。
所以，我们遵循十多年前的古老报业时代的传统，请作者们回顾这一年，在现场，她们所见，所闻，所想。也许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只鳞片爪地记录它，留下一个初稿，部分地有了在漫长的未来，定义它的能力。
撰稿人｜齐纪
跨省抓捕海棠作者案：一次没有真正受害者的犯罪
编辑｜海沙
从实习开始到今年入行也有8年了，亲身经历和见证太多剧烈的变化，社会的、行业的，入行之初所看到的那种报道、感受的那种行业氛围和对专业主义的追求，如今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在今天还要说新闻对我的意义，我的回答是人，是中国社会中具体的人、鲜活的人、复杂的人、愿意敞开心扉的人、作为个体的而非集体的人，是因为还有这些人的存在，还有人愿意开口说话，我的工作才可以继续。
新闻报道在这个时代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它还在创造人与人的连接。兰州警方抓捕海棠作者一案，也是因为这种连接才得以有报道空间，事件最初作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紧接着有律师、学者、公众接力讨论，很多律师伸出援手，才有了非常大的关注，即使面临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作者、律师和学者仍然勇敢地接受了采访，我们站在一起完成了这次报道，这是今年中国社会少见的有行动力和活力的社会动员，我也通过这次报道结识了一群仍在做事的同行记者和律师们。很欣慰的是，一些作者的案件有了比较乐观的结果，她们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案件波及的作者人数比较多，我们尚未能了解到所有人的情况，7月底时，一位作者发文筹集近30万的罚金。
安徽和兰州警方对海棠作者的大规模抓捕，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这件事关乎的不仅仅是某个小众群体的权益问题，而是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包括写作自由、言论自由、性幻想自由.....同时事件也暴露了当地警方对法律和网文创作的无知，以及保守落后的观念。警方也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我记得采访律师的时候，她提到除了法律问题，我们还要看到这些警方观点形成的社会文化土——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耽美文学会危害社会，他们对于LGBT人群的看法，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复盘6月份的报道，我认为仍然存在遗憾的是——在言论自由报道框架的基础上，未能突出性别视角。耽美作者以年轻女性为主，被抓捕的大多是女性作者，而抓捕者以男警官为主，审讯过程存在大量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此外，十多年来，公权力对耽美作者群体的打压从未停止，也能从中看出父权对女性创作、女性性自由、LGBT人群的态度。我们需要看到，这不止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也是一个性别问题，就像在探讨社会革命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清楚女性的革命在什么位置。
对于新的一年，我仍然抱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只要有人还愿意说话，我和记者同行们的工作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撰稿人｜羊毛
父亲工伤断指后，我见证了法律的灰度
编辑｜滚木
我不是全职写作者，写作经验局限在非常个人化的表达上，在写作自己稿件的过程中，专业的编辑指导，一来有在不断鼓励我的表达，表达需要过程和练习，二来也有在指导我深入挖掘和描写个人情绪背后的所见事实，站在尽量客观的立场去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也很感谢编辑支持了我对一些不确定事情上的犹豫，并帮助我润色文本，比如过于主观描述事情的程度、相关方的反应等等，在更有张力的文字效果和尊重事实之间选择了后者。
对我来说，新闻的意义是让人们看到不同视角的真相，而不是只有一种或者少许被主导的视角的叙事。
撰稿人｜夜莺
高举海盗旗的尼泊尔Z世代：从街头运动到政治再造
编辑｜木楠
其实很久都没写过这样的报道了，上一次还是2022年的伊朗头巾革命。
刚知道尼泊尔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到的也是伊朗。两次起因完全不同，但我心里那种迫切想要记录些什么的心情是一样的，我想要回到一个现场。
再一次碰相关的选题，感觉自己这几年像蛇一样，蜕下了一层皮。
我还记得，22年的我是怀着怎样的愤怒重新开始写作，又在写作过程中痛苦地发现，自己已经把一些东西完全内化，所有文字会在脑内穿过两次。
其实当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做，也是在这个不做自我审查的团队里，我意识到即便自由真的来到，我也未必能够接得住。
那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开始明白赫塔·米勒的意思。她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
所以又写了几篇后，我停笔了。休息是必要的。
我知道，疫情后我需要的就是想清楚和疗愈。一整年，除了论文我什么也没写。我想要确定我还想不想要写，想要写什么，以什么方式写，哪怕只是作为爱好。
显然，我找到了我的答案。
做尼泊尔这篇稿子，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受访者。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英文采访，难免紧张。第一天采访的是Aneem，他的女儿对我们很好奇。采访中途，女孩隔着屏幕害羞地和我们打着招呼。过了一会，她换上了来自印度的传统纱丽，兴奋地给我们展示。这种纯然的信任，让我们开始相信，自己能够做好。
后来的两位受访者，与伊朗那篇文章也有些渊源。Koan提到，正是看了那篇报道，他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两周里，我差不多八九次采访，这一次可能是最有互动性、最有意思的一次。”而记者Bibek告诉我们，他之前就读过那篇文章，在他还在上海的时候。
我和22年的大家，在那个节点上，因为想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站在了一起，彼此通过文字产生了连接。这些连接又把我带到了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又和新的好人一起继续做事。
去年刚回国时，我在日记里写：
“我的心在过去的轰炸后像是被拉高了阈值，以至于对很多事在这里发生都能产生一种毫不惊讶的情绪。或许是麻木，但也不像，我依旧难过或者愤懑，只是我对一切的结果不再抱有期待。但我还是会去做，因为不做什么都不会改变。”
如今的我，依然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撰稿人｜李桂芳
比亚迪撞向十堰重庆路小学，多名学生和家长死伤
编辑｜滚木
通报中，官方回应的常是重大突发事件。区别于十年前、二十年前各家媒体的争相报导，现有媒体碍于不可抗力，报导公共事件的频率和深度均更小。仅存的十几家调查向、监督向的机构媒体肉眼可见地以年为单位衰落。选题难过，出差不易，报道易毙，有些事件甚至连通报都没有，完全不容许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公民知情权及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被大幅侵害。在这样一个通报时代，新闻才更珍贵。
发生了什么事？事情何以至此？有哪些系统性或行业性漏洞？大型事件中各涉事方应承担何种责任？个体悲剧背后有哪些结构性问题？当局是否在着力调查？ 受害者有得到妥善安置和应有赔偿吗？通报有时只会一笔带过，连基本情况都未告知。
提供报道和通报的主体不同，发表目的不同，呈现内容亦会不同。一些记者视角下的观察不会出现在通报中。记者需要在场，事件需要被看见。在冗杂的、未被核查的、易消散的线下和线上讯息中，记者能/应找出并梳理有价值的，需被关注到的事实、问题和逻辑，向相关方问责。对于未发布通报的事件，报道也能督促官方和涉事方尽快回应公众。
我接触的很多受访者未能像香港大埔火灾中的人一般，可以接受社工的心理援助，有权献花、成组织地哀悼，在成群的镜头前自由表达。面对Ta们的往往是监视、噤声和恐吓，仿佛犯错的是Ta们。如无报道，这些人该如何被看见？部分受害者该如何维权？
以随机伤人事件为例。近几年，此类恶性事件的高发频率已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公众往往会陷入恐慌，受害者和目击者尤甚。在有限的做稿经历中，一个主观感受是，愈来愈多的人在试图寻求一份解释，认为事件应该被“爆出来”而不是“遮丑”。在短视频平台，我看到一张张愤怒、痛苦、坚忍的脸。来自各地的人们试图发声，直率袒露或隐晦表达，脸庞转瞬即逝。
一位读者说，在一味噤声和只准许通报出现的环境下，“我们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与悲痛？”公众总有途径得知某时某地好似发生了某事，由此引发的情绪不会消失，只会在未来某个时刻爆发，很可能导致更难以预料的后果。
某种程度上，记者也在为未来的人写作，为历史留底稿。即便通宵赶出的长文一夜覆灭，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许仍留有它的痕迹。
期待未来在水瓶纪元产出更多有价值的报道。新的一年，祝同行者们自由、勇敢、平安！
撰稿人｜张燚燚
一名富士康资深女工的抗争记
编辑｜滚木
最初认识小芳是因为关注工厂女工的性别问题，她曾就被性骚扰一事公开发声呼吁工厂和妇联正视问题、改善女工处境。建立联系不久后，就听说她被富士康“丢”了出来。
一年多来，见证了她从文字到视频，从私人账号到公共场域的持续发声。也听说有不少媒体接触她，但往往没有下文，或行文倾向于聚焦“女工自考成人本科”或“基层女性如何自我托举”等话题。
恰逢那时了解到更多像小芳一样的工人遭遇工厂的系统性逼退，幸好有水瓶纪元愿意关切劳工维权，才有机会发出这篇文章。发出后，有更多媒体记者、短纪录片拍摄者接触小芳，但往往在“报题”处卡住，又没有了下文。
文中有引用郝正新律师的一句话：“她的整个维权过程穷尽了一个劳动者所有的合法手段，透视了在中国的劳动者维权各个环节的困难。”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将基层劳动人民的的维权事件视作洪水猛兽或可冷静旁观的选题，也是如小芳一样的工人群体在支持系统缺位的情况下会遭遇的困难之一。11月，深圳另一个工厂的员工就全厂取消加班（五天八小时、只拿基础工资）发生大规模罢工事件，再次佐证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的事件。很多现场我们无法一一去到，但新闻也不仅只关乎宏大叙事，在寻找一个路径来报道一些难以走向大众的问题时，也可以尝试通过个体的叙事来表达普遍的工人处境。
文章发出后，虽然并没有就此改变小芳的遭遇，但有来自不同圈层的读者愿意去连接和关注小芳，并成为了她的“重要她人”。一篇报道如果可以破除仅是同温层的互相看见，让不同处境的人通达彼此，至少产生了新的际遇和可能性。这依然是新闻能够鼓舞人心的时刻。
最后更新一下文章主人公之后发生的故事：8月中旬，小芳起诉富士康案件一审结果显示败诉，小芳上诉到二审。10月中旬，友玲与前公司就非法解雇一事的仲裁开庭，11月末，友玲仲裁胜诉，但很快得知前公司提出了上诉。近来，两人正在帮助另一位刚被工厂解雇的女工收集证据、提起仲裁，一边准备和等待各自的一审和二审。她们的战斗还没结束，希望大家未来可以多多关注。
撰稿人｜索尼克
“不可抗力”面前，日本乐迷与厂牌的失落和迷茫
编辑｜赵玲玲
2025年在水瓶纪元写作的稿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失去”。
创作者失去创作的自由，在审查红线下被阉割、噤声；居民失去了不被打扰的权利，与蚊子缠斗，运动式治理让防疫又一次沦为“政绩表演”；有人失去了旅行、看演唱会的权利，被迫取消航班、门票，为国家姿态买单；普通人失去了知道真相的权利，街头的声音被更宏大的口号替代。
作为新闻从业者，我也在不断“失去”：报道口径收缩，新黄色新闻
（编辑备注：新黄色新闻，也有学者称为“消遣型新闻”，指网络短视频平台上的一类短视频。这些视频的形式基本固定，主要记录琐碎新闻或生活趣事，缺失新闻基本要素。）
泛滥，“烂尾新闻”不断，有时连我自己都忘了，上一次关注的社会事件后续如何？
蓝底白字通报时代，如果无法改变什么，新闻还有什么意义？我相信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处于这样周而复始的天问中，我也带着这样的自我质疑度过了又一年。
在今年12月，最后一篇稿件中，我写了因外交风波被迫取消的日音演出。一位乐迷在采访时对我说，日音市场太过小众，连“失去”也显得人微言轻，他知道报道无法改变什么，但还是谢谢我“愿意记录下来”。
采访结束的当晚，我听着滨崎步的《love song》，在手机备忘录中写下“捍卫我们的个体生活，如果无法捍卫，那就记住它是怎样消逝的。”
我想这是新闻对我的意义：去看见、记住并珍惜已经失去的，即使无法改变，但我还在场———我看见了，我看着呢。
感谢在水瓶纪元写作的这一年，我把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自由”地记录下来，我想记住这种自由，它生而应得，但来之不易。
撰稿人｜胡安
失联艺术家下落：陕西榆林警方行拘20日
编辑｜路那
离开机构媒体几年了，仍然自诩为媒体人。有时朋友介绍我，还会刻意加上“独立”二字作为前缀，仿佛自带荆棘与荣光。我也曾把自己发起的行动主义内容平台称作“独立媒体”。但“独立”究竟是何意味，我此前其实并未深究。
民国《大公报》的“四不”办报方针，如雷贯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然而，“客观中立”从来都是新闻业的“神话”，在今日的政治环境和舆情生态下，面对大量信息审查和污染、意识形态对立和偏见，“意见的自由市场”即使存在也几近失效。我们不能不正视自身的信念，思考如何将想要倡导的进步价值，融汇在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中，其核心使命仍是公共监督和问责。
今年带给我最大身心挑战的报道经历，无疑是小壕兔“污染”事件，以及次生的艺术家坚果兄弟、策展人郑宏彬“被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一案。关于早年气田钻井泥浆填埋的“污染疑云”，早在2019年坚果兄弟“农夫山泉”展览引发大量媒体介入时已有详细报道，但当年的官方调查仅处理了违法排放废水的煤矿企业，小壕兔乡政府层面则指“不能判定死亡人员死因是由环境问题导致”。中石化华北分公司一度被责令停止钻井、全面自查气田开采中的泥浆和压裂返排液处置情况，后续却并未对外公布详情。在此三年前，陕西省环境督查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在查办相关举报后，亦曾通报否定小壕兔乡水污染与天然气开采的关系。媒体热潮过去后，十年间就地掩埋的泥浆池仍是原封不动。
这次回访缘起于小壕兔村6组村民反映本村近年已成“癌症村”的“求助信”。在走访多位重症村民、访问了解气田开采和排放近况、实地绘制气井与村户距离地图后，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策划执行了“举白旗投降的羊”艺术行动，而我也全程同行参与其中。事后得知，两人行政拘留被释放前两日，还曾被榆林公安密集提审、追问我的情况。
在他们被拘留的10天内，我连日寝食难安，一边担心他们有被转刑事的风险，一边又深深焦虑和自责于自己无法拿出称职的长报道——我掌握的材料，并未超越以往报道；污染与疾病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是此类事件的通病，很容易被政府搪塞过去。我甚至不确定，这样一篇稿件是会为他们正名，还是被当地曲解为“不实信息”“造成负面影响”的“同谋”。我第一次直面行动者和报道者身份边界的张力。
那时为我带来慰藉的是哲学家朱迪斯·施克莱的书《不正义的多重面孔》。她认为，在“不幸”和“不正义”之间难以划出一条稳定、严格的边界，它往往和我们的意愿和能力有关，是否站在受害者的立场采取行动。“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一区分，不只是为了理解自己的经验，也是为了控制、约束会使我们的安全与保障陷入险境的公共层面的危险根源。”
对“艺术即媒体”的方法深信不疑的艺术家，比我们更好地履行了“倾听受害者主观的不正义感”的公民责任，而没有轻易地掉转过头去。与他们站在一起是水瓶纪元坚定不移的选择。虽然长报道未能问世，但“艺术家被行拘”的消息稿得到大量转发，更是短暂地被腾讯新闻加入精选推荐至首页，涌现了大量支持艺术家、质疑地方政府“打击报复”的“活人评论”。每忆及此，我便对身处如此逼仄的媒体环境仍心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