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纪元2025｜我们只是想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一）
我们遵循十多年前的古老报业时代的传统，请作者们回顾这一年，在现场，她们所见，所闻，所想。也许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只鳞片爪地记录它，留下一个初稿，部分地有了在漫长的未来，定义它的能力。
编者按
水瓶纪元的初创，来自一群不同世代的新闻人“出走的决心”——不自我约束，尽量写应该写的。
如果你从一年前开始看我们的文章，你应该知道我们想讲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希望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事情很重要，我们就去到现场；既然我们在现场，我们不想对事实进行任何阉割和粉饰。
我们相信新闻的力量是让人们看见彼此，也看见共同面对的复杂现实，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同理与共情。
这个国家的人口是那样的多，而说出来的故事，却是这样越来越少。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时刻，让我们看到新闻仍然重要。譬如坚持维权的富士康女工小芳的故事被看见，一位跟她出身类似的企业管理层的读者带着鲜花来看她，而她惊喜地发现，她们也捎来了一位朋友的问候——而这位朋友，是激励她继续深造的社交媒体偶像。人生何处不相逢。
尽管没有热搜，警察的不期而至也会让记者以这种哭笑不得的方式，证实了自己的新闻价值判断。当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者被迫沉默，旧闻也成为新闻写作的对象，记者们意识到自己被托付的记忆弥足珍贵。当记者有更多机会与采访对象见面，而不是存在于社交媒体狭窄的对话框，她们得到了更多人对记录工作的感谢。
今天仍然在意“新闻”，确实需要勇气。人们早已经在社交媒体的琐碎片段中留不下什么可靠的记忆，何况事件总是裹挟过多想当然的情绪，从狭窄经验出发的判断，以及越来越多的对他人莫名的敌意。新闻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新闻并不比其他信息更被信任，甚至因为无法取悦任何一方而陷入孤立；采集新闻的人也早已不敢奢望自己得到善意的支持，甚至时时在担心网民的攻击和当事人的反噬。
然而我们仍然相信做新闻是一件幸事。无论如何，上路去往远方，关切他人的生活和苦难，在现场，观察，提问，被回答，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公共意义，都是一种特权——在某一些被刻意原子化的社会尤其如此。这是学习之旅，也是成长之旅。几乎所有的记者都相信，人们一定会关切他人的生活；一些没有新闻背景的作者逐渐了解，新闻的意义在于，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群体都能相对信任的客观，那是社会凝聚共识的基础。
所以，我们遵循十多年前的古老报业时代的传统，请作者们回顾这一年，在现场，她们所见，所闻，所想。也许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只鳞片爪地记录它，留下一个初稿，部分地有了在漫长的未来，定义它的能力。
撰稿人｜阳宝
回到武汉：五年前没有说完的故事
编辑｜赵小鲁
今年2月，我原本去武汉旅游。作为疫情开始职业生涯的记者，武汉街头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五年前：原来武汉这么大、武汉三镇之间这么远，交通停摆的时候，那些医护人员到底是怎么去上班的？在九峰山烈士陵园门口，所有来看李文亮医生的人都被当“不法分子”对待，必须上交手机和包包、填好身份证和户籍信息、由专人带领才能进入陵园献花。
很多时刻，屈辱和难过混在一起，我的眼泪和五年前一样多而容易。
五年前我是杂志的实习记者，从春节到四月武汉解封，我都闷在家里采访，没有休息的时间，在记者群和求助群里，我们收到的海量信息、看到的东西远比外界了解到的惨烈和绝望，那些信息让你无法不关心武汉，无法停止为武汉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愤怒。
在线上做报道的时候，我总是会想，有一天我会长大变成成熟记者，我会有能力在现场做报道。但之后的日子，作为新记者最有力气、最需要现场锻炼的头两年都在封控中度过，社会编辑部一间间消失。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在想自己为什么运气这么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是这样子的。关于做记者，我甚至没有目标，只要做一个可以出差、可以采访的记者就好了，我都不是要当什么名记者或者伟大的记者，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
从清零封控政策结束到2025年，又过了两三年，搬了好多次家，离开机构媒体，作为自由撰稿人又送别了好多编辑部，一度觉得真的没有地方再可以做报道了。
水瓶纪元一定延续了我可以继续做记者的职业生涯。在水瓶，我相继做了珠海撞人系列报道、潮汕商家闭门躲检查的报道、以及武汉五周年的报道。和外界常常的反馈相反，我并不觉得这些题目敏感，它原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
我喜欢编辑在选题会上说：选题是没有禁忌的，唯一要考量的是在发布报道时对记者和受访者的影响。
选题是没有禁忌的。这样的目标实在太重要了，作为审查时代出生长大的记者，审查和禁令对我们的伤害远远不止不能刊发的报道和拿不到的稿费，而是会让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无法看清真实世界在发生什么的人，哪怕我们要做提供事实的工作。
在武汉，我决定去见一些人，那些五年前的采访对象们，或因采访结识的人们，我始终无法忘记那段时间的绝望、愤怒、和一种后来少见的公民团结的勇气。起初联系ta们时我很忐忑，我不知道大家还愿不愿意聊武汉疫情、或者会不会觉得在今时今日聊这样一个题目是不合时宜的？（毕竟这个环境总是让记者很心虚，我觉得我们是贼）。
好在我担心的都没有出现，许多人跟我见面，许多人愿意接受采访，收到很长的回信，说“一直把我当远方的朋友”，五年前没有讲出口的话，她觉得现在可以讲了。还令我非常意外的是，起初聊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受访者要求匿名。写完之后，我跟每个人单独确认，这不是一个温和的稿子，大家都讲了很多批评的话，你要考虑一下风险，结果还是有两三个人愿意实名。
过去做采访，心虚变成没有精力面对，有时候稀里糊涂给采访对象匿名，或者揣测对方不愿意实名。我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风向真的又有了变化，我心里也有一种猜测：会不会在信息更不自由的环境里，大家比以往都有更多的表达欲望，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许多媒体培训的主题是“如何打开受访者”“如何让受访者愿意接受采访”之类的。工作五年之后，我的策略完全发生了变化。前阵子，一位前辈问我，“现在做采访还容易吗”，我的回答是：“也许以前的社会里有100个人都是愿意接受采访的，现在可能只有5个，但对于个人记者来讲，我只要找到我的5个受访者就可以维系我的报道”，虽然这是我用来安慰自己做报道没有那么难的一种方式，但我也确实觉得，在今天，我的责任不是让那95个人开口，（不愿意说、不能讲，这样的恐惧总是像病毒一样隐秘而又快速地传播，我觉得我永远跑不过病毒传播的速度），而是应该去找到那还愿意讲话、愿意做公共表达的5个人，努力把话筒交给ta们，扩大常识传播的声量，让藏在暗处的勇气被看见。
回头看，如果要问，究竟是什么让我还留在这个行业，我觉得是“一直还有做报道的机会”，无论我进步再缓慢、有再多的困惑，只要还一直和选题呆在一起，经验会越攒越多，困惑会被慢慢解决。只要一直还在场，经验都是可以慢慢习得的。只是在场变得如此难，让记者安心知道自己可以留在这个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这里。
撰稿人｜LinChen
东莞造纸厂破产清算，数百名工人守厂自救
编辑｜落橙 赵小鲁
2025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接到线人爆料之后，第二天就去了东莞，顺风车直达造纸厂门口。当时工厂大门开开合合，货车进进出出，而工厂对面的小卖部门前，聚集了不少穿着工服的工人。
实际上，就在我去现场之前，东莞和肇庆两家工厂都爆发了维权，数百工人在工厂门口，也有特警维持秩序，甚至有工人被短暂拘留。这虽然不算是全国性新闻，也算是不小的区域新闻，然而网络上完全见不到相关的内容。要知道，可能就在十几年前，社区媒体可是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写一写的，但这样的维权新闻在今天是无法被报道的。
其实，这也是我作为独立记者常有的忧虑，那就是当这些新闻没人写的时候，你选择去写的时候，你总要说服自己，“这值得报道”。当新闻不再是“热点”的时候，没有热搜，没有舆论，甚至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还要不要写？对待每一个选题，我都有这样的担忧，只能拿出十多年前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论证报道的必要性。毕竟，你不写，这个社会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美好；你写，似乎也很难改变这个社会。
但我常常想起读书时候，自己曾在一次面试中说过的话，“就算我做这件事情，只能影响一个人，我也应该去做。”这个社会覆盖着一层幕帘，即使知道背后暗藏危机，人们乐见表面的风平浪静和简单美好，而媒体要去掀开帘子，透出一丝亮光，让哪怕多一个人知道这个社会的真相。
写这个稿子，我虽然说服了自己，也觉得这不算特别大的新闻，尤其是我发现工人组织维权的能力挺强的，也迅速取得了效果。除了社会新闻的部分，我也加诸了一些国家经济层面的分析，这使得新闻放到了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中去。当然，稿件获得广泛的关注，有许多网络评论，相信也给很多人等带去了启发。
但有意思的是，一个月后，地方政府和警察还对这个稿件进行一番调查，先后盘查了不少当事人。这非常讽刺，毕竟工人需要努力维权，才能拿到本就属于自己的工资。但反映事实的稿子，他们调拨了更多资源，想阻止案件被传播。
这样的事件不停发生，但已经很难被关注了。如果没有线人，我也不知道这个新闻，也就无从报道。这使得报道这样的新闻的必要性增加了。没有更多同题报道，更没有过度报道，只有一篇报道，那我们更加需要去写。
-附录：5.14 CH派出所三小时记-
CH街道民警，lW分局警察，DG市三个警察于下午2点来到楼下，带我前往派出所“谈话”了解情况。唯有民警身着制服，其他便衣。
路途不远，区区400米，一路上唯有LW分局警察客气地展示他的警员证，兼同我寒暄几句。
到了派出所一间调解室，随即表明由DG来的三位警察与我谈话，还进来一位年纪看似不大的女性，称属于DG市工会的人。忘记开场白是什么，很快一位接近秃顶的警员开始说道，“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东莞一家造纸厂的工人举报一篇稿子影响了他们的权益，向警方报案，所以我们来调查，你跟这篇稿子有什么关系？”
随即开始长达两个小时的盘问，外加一个小时电脑笔录问答。期间，我发现他们并不掌握太多信息，仅得知我x月x日、x日去过XXX街，并与一位公司中层管理打过电话采访。就是这位受访者“分享了”我的姓名和电话，令人意外，他本与这篇稿子的关系微弱。
仅仅是帮朋友伸张正义，出于友情、同情之心，为朋友整理资料、寻找当地媒体曝光（事实确实如此），“当然最后当地媒体不回应，信息被四散传播，我也不知道被谁拿去当作素材写成稿子了……”
经历第三次“喝茶”，对警察的套路了熟于心。虽然现场说话还是紧张到口干，意识从未如此清醒。“我们只是要如实了解情况，你不要揽事上身”“如果你说的话有虚构、伪造，你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了解到的事实与你说的有出入，你这样的态度很不配合”“当时吃饭（指我在x街与朋友和他父亲吃饭）有其他人在现场吗？司机呢？”
（编者备注：此处删去作者手记458字，主要是约谈和笔录细节，删去是考虑作者安全，特此备注是不想作者遭受过的不公待遇被抹去。）
本来就是一个地方小企业的“执笠”报道，还能以此跨城追问，真是荒诞不经。放在任何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这种报道只能说是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常规内容。一个公司从上到下五六百人受害，几亿元债务漏洞不去追责，跑来查一篇写满事实的“网易号文章”，可笑至极。几位“警察”却解释，那是“经济纠纷”，“他们没办法”。
下午5点，签字画押后，一位年纪大的“警员”还假惺惺地说“谢谢”。我没有任何回应地出门走了。一路到与晚上跟朋友吃饭，都是心如止水的感觉。但终究不是一件寻常事，半夜还是影响思虑，难以入眠，脑中闪过无数只言片语……
撰稿人｜樟子松
黑砖厂从未消失
编辑｜申林
我是一名新闻初学者，在水瓶纪元撰写的稿子，让我收获了很多对于做新闻来说，或许很基础的东西。一点点决心——在得知报销标准后立刻规划行程，当晚就买好了周末的往返机票，完成了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坐飞机。一点点关于“现场的吸引力在哪里”的感受——第一天去了砖厂所在地，各种新闻里为人深恶痛绝的“黑砖厂”，实则坐落在当地几年前新建设的省级“绿色建筑产业园”中，静谧洁净。第二天拜访受访者的家，患有精神障碍的当事人主动问我来自哪里，吃不吃香蕉，我说我来自东北。他顿了一下，嘟囔着说自己还没去过东北，“很冷的地方”。我问他，在砖厂的时候想家吗？他说，“每天都想，可是没办法”。
我太紧张了，来不及消化任何情感，直到坐上返程的火车，靠在窗边，吃着受访者买给我的（特别美味的）锅盔，才开始感到难过和失落，在手机备忘录里一口气写了上千字的现场记录。在这里想要传达的一个（或许很幼稚的）经验是，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但要相信自己对现场的感觉。在最初的备忘录里，我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而是用脑海中各种视听片段剪辑后、让情节走向更流畅的叙事，顺其自然地写下来。最终稿件中采用的素材，几乎和原本的记录一致，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写稿时的压力。
最后很想感谢我的编辑老师，最初接触到砖厂强迫劳动的议题时，我没有任何思路，只会闷头写“故事”，完全不知道从哪里追因。稿子的历史纵深与个案的深度之所以成立，都来自编辑的建议，我只是按图索骥罢了（所以最后的感受是，好的编辑真的很重要，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遇到特别棒的编辑老师！）
撰稿人｜刘壤歌
何以清白：归国清华博士后之死
编辑｜滚木
在我的从业经验里，有社会、法治、财经、突发报道，如今，“蓝底白字“的”通报时代”的确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但在其他领域，企业、社交媒体博主也会发声明、通报和说明，大多数媒体只做一件事——复制、粘贴、转发，所以我会称这个时代是公关时代——蓝底白字是官僚机器的公关。
新闻和公关是不一样的，公关是将单信源信息植入舆论的行为，而新闻，按照康德的话来说，是“勇于运用自己理智”的结果，是在可能存在的海量事实面前谦卑的努力。在互联网的信息洪流当中，信息污染藏身更深，观点混杂甚至代替了事实成为观念现实，继而巩固意识形态。我认为新闻从未如此重要，它不是一个内容容器，拒绝先入为主、被植入的事实和观念，每一次报道都是从零开始，从有出处的事实开始，所以提供独立可靠的观察；不容纳任何人的自恋，不许诺谁的被看到，所以才能看到所有人。无论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的新闻写作都是复数。复数的事实从未如此重要，它让人看到参差多态的生活逻辑，让人心怀“邻人之爱”。
过去的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写新闻爆料人吴强、清华博士后跳楼事件和旁听士吴云鹏。吴强和吴云鹏都是最脆弱的普通人，但他们却“僭越”了一个普通人的犬儒，为当地发声，为法庭上的冤屈发声。他们的故事并不精彩，有坚决，也有退让。尽管我非常乐意写这些珍贵的普通人，但总是苦于白开水一样的讲述，发出来后报道才有了意义——总还是有人为他们受到的不公留档，让他们做的事情受到公正的评价。清华博士后跳楼事件则让我触碰到一个体制内家庭在压力下的无奈，他们夹在自己所在的体制系统、清华大学和不同的警察中间，不能为儿子的离世寻求真正的原因。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而我似乎也成了这个体制内家庭的压力，我写的第一版稿件对他们并不友好，编辑和我在新闻伦理、客观和专业之间反复腾挪，最终读者认为发布稿件可与“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同比。让我感到开心的是，许多读者看到了这个家庭受到的压力，也为这位博士后感到惋惜，尽管政治立场迥异。我想这就是新闻的意义，让人思考、善良，恢复更宽广的人性。
我的从业年限不长，很难来讲应该怎么做，但我认为应该坚持做普通人的报道。不过，故事也应该结合宏观、脉络观察。赵冬梅教授说，这是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但制定规则的人的知识一定是不碎片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提供不碎片的知识以便读者决策。
撰稿人｜虾虾
追问天水幼儿园集体铅中毒事件
编辑｜滚木
对于一名记者来说，“以通报为准”是终止工作的意思。不再追问，不再试图还原复杂的现实，或是已采写的内容，不再允许发布，越是临近发稿，这种终止就越让人窒息。这一年在水瓶纪元刊发的几篇稿件，可能首先对于我自己有特别的意义，当我能完成原本被终止的工作时，这口气被续上了，也开始相信我还能继续做点什么。
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也关心那些被通报遮蔽的人和事实。需要补充的是，成长过程中，我对更广泛社会、更遥远的人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来自电视新闻、报刊杂志，我的“关心”也是被新闻训练出来的。所以，当成为从业者后，我仍然觉得新闻很重要，可能有的形式变成了视频、播客，但新闻本身不仅提供读者关心的内容，也在提供一种关心的方式，站在更加公共的视角，看到个体。
在采访中，受访者也给我类似的感受。做之前觉得会很困难的选题，在采访时意外顺利，被噤声的人其实也渴望被听见，我很感谢他们的信任。稿件发布后，有的获得一些讨论，也有的只有零散反馈，但足以让我知道，人们总是会关心他人，个体的故事和经历会触动另一个个体。
新闻生产是一项有专业门槛的工作，采访、组稿的过程很需要编辑部，记者的成长也很需要和同行交流学习。我入行时间不久，和编辑一起工作时，获得了许多之前没有过的帮助和指导，个人而言，能做的就是尽力把稿子写扎实，写好看。明年还有想做的选题，希望能做的更好。
撰稿人｜山谷里的蝴蝶
铊沉入水底，正等待被遗忘
编辑｜萍哆
站在一年之末回顾2025年最深刻的事情，想起的却不是那些让自己连夜苦写的稿子，反而是出发路上的体验，甚至是被“逮住”没能写出什么的失败过程。
被当地人盯梢追车，还是新手司机的自己在山里兜兜转转居然开到了目标厂房后门；大清早和大学生们排队申请旁听，硬生生熬了四五个小时，最终等到了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破格让我们进去，那是我第一次进到法庭，到现在仍感谢那位工作人员，让我感到再严密的系统之内，总有一些松动。
戴锦华讲电影时常用到一个词叫“体认”，我一度觉得这个词非常之掉书袋，不就是认识，不就是感受吗？但几次跑下来，才真正觉出差别来。
长久以来，我是无力的，好几年的工作里，我都是在做边角料的工作，甚至与新闻无关的宣传或者软报道。于是乎，我能做的是在群里“骂天骂地”，私下对一些稿子大加点评。直到有一次，自己在群里疯狂吐槽大半天，情绪消耗到疲惫，夜里发现群里一些同行已经匿名去到了现场，做出了报道。
我连夜翻了好久的聊天记录，那些热络聊过的“同在、在场”让我有种羞愧，我下定决心把当时提到的柴静采访圣战分子视频刷完，找到了那段她提到的自己不能旁观，因为她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当晚，我把“自己训练自己”写进了备忘录。
第一次出发来的很快，原因很简单，离我很近，我想去看看，就当到场同在，然后再是半训练着自己和路人们聊了会天，阴差阳错拿到了不少信息，反馈给一位当时还不太认识的同行后，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不到一下午，几人组成小组，开始了分工合作，最后居然写成了一篇稿子，这实在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同行经历。（编辑备注：此处是水瓶纪元珠海撞人事件第二篇报道面世的过程与原因：记者们的相互影响、毫无私心的跨媒体合作。）我们办了个小型聚餐，享受了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和夜晚畅聊。总有地方是温暖的。你要去寻找它，有一天你也能温暖其他人。
本质上，我是一个悲观者，很多问题，仍没有答案，很多事件，仍没有下文，信息却又是海量的，大家都在快速遗忘中度日，我从不敢说自己的小小报道有多大的意义能带来，但至少对于我自己这个个体而已，它的确拯救了我的精神状态，新闻仍是重要的。
我强烈建议女孩们一定要早日学会开车，拿到驾驶证后即便是租车也尽量练熟，它能让你去到很多地方，不要把方向盘交给别人。不能出发的时候，安心攒点钱也不错，每年留一笔“自我训练”预算给自己，拥有多一点实实在在的底气。
最近在看《潜伏》，不管未来是鲜花还是狗屎，跑出去，写下来，战士都是百炼成钢。如果有悲伤，尽情的来，但要尽快过去。我们总能做点什么，我们要活的足够长久。
（未完，请继续阅读《水瓶纪元2025｜我们只是想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二）》）
水瓶纪元的定位和环境是媒体中最特殊的，所以这些故事非常可贵，谢谢分享！这篇和其他文稿一样，一如既往地传递了很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