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生计、周期性整改和赶工的企业
在浏阳，烟花不仅是一门产业，也是一种深入乡镇肌理的生计。数十万从业人员中，90%来自乡村。在赖此为生的当地村民以及业内人士看来，一厂出事全产业停工的做法，不仅直接影响当地农村家庭的收入，更与烟花产业的核心安全原则背道而驰。
5月6日，刘芳和丈夫在清理二楼卧室里的玻璃碎片，一楼门口的五个化肥袋里装满了碎玻璃。浏阳市官渡镇田郊村里回荡着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那是村里请来的瓦工在修缮受损的房顶。第二天预报有雨，刘芳有些发愁，担心房子进风漏雨。
这是两天前发生的爆炸事故留下的痕迹。正值劳动节假期，5月4日16时43分许，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半成品生产车间发生爆炸。现场视频显示，空中升腾起高达几百米的白色蘑菇云，巨大的冲击力将十多个车间夷为平地。附近村民目睹被点燃的爆竹和炸飞的钢板落进村里，空中像下起一场“火雨”。
据新华社消息，截至5月8日12时，这场爆炸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搜寻已基本结束。此次事故被行业人士称为“烟花行业之最”， 伤亡人数远超以往同类事故。5月5日晚，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宣布，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在“花炮之乡”浏阳，烟花产业长期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其中不少是留守村庄的中老年女性。停产带来的生计压力、赶工与安全之间的拉扯，以及重大事故后反复启动的高压整改，再次摆在这个烟花之乡面前。
而在事故发生前，华盛烟花厂已多次因安全隐患被当地监管部门处罚。央视报道称，2022年以来，这家企业共接受了24次执法检查，其中18次发现安全隐患，部分问题多次出现。
“像下火雨一样”
5月6日上午，距离爆炸发生已过去两天，田郊村仍未完全恢复平静。
进入村口后，空气中仍残留着烧灼后的气味。道路两侧散落着尚未来得及清运的铁皮、玻璃和被炸裂的瓦片。多户村民家门口堆着清理出来的碎玻璃和废弃建材，有人正踩着梯子修补屋顶，也有人站在院子里更换被震裂的窗框。村里不断传来敲打瓦片和焊接铁门的声音。
爆炸发生时，刘芳家刚装修完不到十天，墙面尚未刷漆，大部分窗户却已被冲击波震裂。她和丈夫花了整整两天清理玻璃碎片，“玻璃本来很厚，全炸开了。”她说。
刘芳家背后的腾蛟幼儿园和田郊完全小学同样受到波及。教学楼玻璃大面积破裂，部分墙体出现裂痕。爆炸当天和次日，学校均停课，学生被临时转移到附近的观音塘小学上课。
多位村民回忆，华盛烟花厂发生爆炸时，最初先是两声闷响，随后更大的爆炸袭来，整个地面都开始震动。“像地震一样。”官渡镇兵和村长期在烟花厂做计件工的女工王蕾如此形容。
现场视频显示，爆炸后空中升起巨大的白色蘑菇云。爆炸产生的大量燃烧物、钢板和烟花碎片被冲击波卷向周边村庄。田郊村村民邱莉回忆，许多燃烧着的纸板和爆竹残片从天上落下，“像下火雨一样”。
这些带火的碎片掉落在户外停放的电动车、屋顶和茶树上，迅速引燃塑料、海绵、布料和树叶。一些电动车被烧得只剩骨架，屋顶被炸飞的大铁板砸穿，还有村民看到厂房的钢梁被直接掀飞进村子。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下雨前，部分住户的窗户和大门仍未来得及修好。
事故发生后，周边多个村庄被临时封控，道路一度只允许消防车、救护车和特警车辆通行。部分村民只能绕行山路进出。直到5月6日，爆炸现场仍有挖掘机在持续作业，搜救人员尚未完全撤离。
距离华盛烟花厂不远的观音塘村，一家小卖部的女店主周淑娴对爆炸当天的场景印象深刻。她说，村里的楼房出现明显裂缝，“楼上的墙都裂开了”。据她了解，该厂厂区附近有多个成品仓库，里面堆放着已经完成包装、准备发货的烟花产品，“全部都堆在仓库里”。
关于伤亡，她语气低沉地说：“有些人已经没有了。爆炸核心地方的人，根本就没有了。”
田郊村廖家湾一位66岁的老人告诉水瓶纪元，她的一名60多岁女邻居在事故中遇难。其丈夫几年前已去世，儿子和儿媳长期在广东打工，如今赶回浏阳处理后事。“玻璃全炸碎了，真得好吓人。”这位曾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十多年的老人说。
刘芳提到，爆炸中身亡的女工中也有一位是她邻居。事故发生后，这名女工的遗体一度失踪，直到第二天夜里才被找到。她的儿子十四五岁，原本下半年就要上高中。孩子的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今年去了河南，事发后未能第一时间赶回。
“靠这个吃饭”
多位村民提到，这场事故与他们以往经历的烟花厂事故不同。兵和村村民王文武说，以前当地花炮厂也发生过爆炸事故，但大多规模较小；“这次是连环爆炸，连围墙都炸倒了。”他有一位60多岁的堂哥在事故中遇难。堂哥原本已经因为年龄原因被华盛烟花厂辞退，但由于近期订单繁忙，一个月前又被重新招回厂里做杂工。
“天还没亮就上班，厂里员工普遍工资也就五六千块，但在农村已经算不错了。”王文武说。
华盛烟花厂2026年1月的工资表显示，组盆、裱皮车间等数十位员工的平均月薪达到了五六千元，而扯筒线员工月薪高达约1.5万元，有的甚至近2万元。
在浏阳，烟花不仅是一门产业，也是一种深入乡镇肌理的生计。
华盛烟花厂所在的官渡镇周边，村庄里的许多家庭几乎都与花炮行业发生联系。有人在药物线工作，有人在裱皮、组盆、封装等后期车间做计件工，也有人负责拉货、仓储、转运。一个家庭里，往往有两三个人同时在烟花厂上班。
73岁的村民胡平告诉水瓶纪元，华盛烟花厂最早建厂时，村民们把自己的田地以每亩1000元左右的补贴价格提供出来，希望工厂能带动村庄发展。
多位受访者都提到，花炮厂长期吸纳的是本地难以外出的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女性。
兵和村村民刘红说，自己认识的很多女邻居都在烟花厂做工。她们不外出打工不是因为工资更高，而是因为还要留在村里照顾老人和孩子，“属于中间这一代。”
村民胡顺萍也提到，许多四五十岁的女性会去花炮厂从事组盆、备皮（即裱皮）等非技术工序以补贴家用。她的堂妹就在华盛的组盆车间工作，事故当天因为外出喝喜酒，意外躲过一劫。
在华盛工作多年的吴敏告诉水瓶纪元，厂里的裱皮车间几乎都是女工，年龄跨度很大，“三十多岁的有，五六十岁的也有”。有些六十多岁的女工动作仍然十分熟练，“做事很厉害”。
这些工人大多采取计件工资制。做得多就拿得多，时间也相对灵活。吴敏说，工人可以自己决定当天去不去上班，“想做就做一点，不想做就回家”。事故当天，她原本犹豫是否去厂里，最后留在家中休息，因此躲过了爆炸。
在这次事故中，华盛烟花厂一名四十多岁的裱皮车间主任遇难。
她的一位好友告诉水瓶纪元，两人认识十多年，对方家里有三个孩子，丈夫因病做过手术，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整个家庭长期依靠她维持收入。“她是家里的经济主力”。这位好友说。
据她回忆，遇难的这名裱皮车间主任最早也是普通烟花女工，后来慢慢做到车间管理岗位。因为有两个孩子在官渡镇上学，她很少外出务工。五一假期孩子放假，但她没有放假。孩子们没等回自己的妈妈。
相比后期车间，真正危险的药物线收入更高。
41岁的施文宏从去年开始在华盛从事药物线工作，同时种植水稻和烤烟。他说，务农带来的收入很有限，在烟花厂做工才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药物线工人每天早上七点左右上班，下午两三点结束，月工资通常能达到七八千元，有时甚至上万元。
但涉药岗位需要持证上岗。按照规定，涉及黑火药（一种用硝酸钾、炭粉和硫磺或用硫酸钾和炭粉为原材料制成的烟火药）作业的员工必须考取安全证书，三年换证一次。施文宏说，现在考试已从浏阳统一改到长沙，市级和镇级安检部门也会不定期来检查。
在这次事故中遇难的冯先阳，是华盛烟花厂的员工之一，他对安全的重视给同行留下深刻印象。多位同行和亲属提到，他在浏阳烟花行业工作了几十年，从学徒一路做到厂长，既懂技术，也懂质检和生产管理。事故发生前，他已在华盛工作两三年。
他的外甥回忆，第一次爆炸发生后，冯先阳其实已经撤离现场；但第二次爆炸前，他重新进入厂区救人，最终遇难。“当天手机一开始还能打通，后来就失联了。”外甥说。直到微信家族群里传来消息，家人才确认他已经去世。冯先阳的女儿正在长沙读高中，明年高考。“他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对家庭好，对工作也好。”这位外甥说。
多位曾与冯先阳共事的同行都提到，他在业内口碑很好。浏阳另一家大型烟花企业、颐和隆烟花厂亮珠（烟花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本质是一种高度浓缩的烟火药）车间的魏主任说，冯先阳“水平很高”，“又懂技术，又懂质检，又懂生产”。另一位曾在冯先阳手下工作的卜主任则回忆，冯先阳过去在颐和隆担任厂长时，每天会反复巡查各条生产线，“一个上午能来两三次，一天到晚转个不停。”
烟花行业高度依赖人工。多名从业者提到，真正用于表演的高端烟花，目前仍无法完全机械化。亮珠、组盆、裱皮、封装等大量工序，仍需依赖手工完成。曾长期从事组盆工作的女工小风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年轻时每天摸黑骑车上下班，“天没亮就去，天黑了才回来”。
从业十多年的汤伟也解释，烟花制作涉及数百种原材料与复杂工艺，很多效果只能依靠人工经验完成。
这种劳动体系，决定了浏阳烟花行业长期依赖大量本地中老年劳动力。
施小明说，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尤其是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和中老年工人，离开烟花厂后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多位受访者提到，近年来行业效益其实已经不如过去。国内多地限制燃放烟花，内销市场缩小，许多企业开始依赖出口订单维持运营。
施文宏说，华盛主要做外销业务，今年“五一”假期之所以没有放假，就是因为要赶海外订单。根据多名业内人士的说法，华盛生产的火箭类产品主要出口美国，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后是销售旺季。五一假期仍持续生产，与赶美国市场订单有关。
但事故发生后，停产迅速波及整个行业。
浏阳市多家烟花企业工作人员告诉水瓶纪元，目前所有工厂均已停工，何时复工尚不明确。一些尚未发出的订单被迫取消，半成品只能堆积在车间和仓库中。
公开信息显示，浏阳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花炮全产业链企业594家，2025年全产业链总产值超过500亿元，几近当地规模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浏阳花炮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其中90%来自乡村。
周期性的停产与赶工
华盛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宣布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此次整顿不仅涉及生产企业，也覆盖经营、运输、燃放及出口等环节。重点整治内容包括“三超一改”（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分包转包、超标违禁产品以及“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
对于浏阳烟花行业来说，“停产整顿”不是一个陌生词。
几乎每一次重大事故之后，整个行业都会迅速进入全面停工、检查、整改的状态。多位受访者表示，这是行业内部早已熟悉的一套“周期”。
水瓶纪元从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去年6月湖南临澧花炮厂爆炸事故后，浏阳烟花企业已经历过一轮长期整改。部分企业直到去年10月才恢复生产，今年年初复工后又因为库存积压、许可证更新等问题继续整改。
浏阳市佳泰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水瓶纪元，目前所有工厂都已停工，企业只能等待政府通知复工时间。“现在还谈什么订单，都停工了。”他说。 “政府不会给停工赔偿，亏损只能自己担。”另一家出口烟花厂员工说。
多位从业者提到，在长时间停工后，企业往往需要在有限时间内迅速完成订单，这种压力最终会传导到生产端。这种停工与赶工之间的循环，在浏阳烟花行业已持续多年。
浏阳烟花行业的生产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节奏。夏季高温期间，烟花厂通常会安排一个多月甚至更长的“高温假”，因为高温、干燥天气容易增加火药自燃和爆炸风险。
施文宏告诉水瓶纪元，今年4月，他几乎一直在上班，“一个月只放了一天假”。有从业者提到，高温假前后往往是企业生产较为紧张的阶段，这或是华盛在“五一”期间并未停工的原因之一。
时间压力下，安全与效率之间的拉扯开始变得更加突出。
多位受访行业人士反复提到，烟花生产最核心的安全原则之一，是“少量、多次、勤转运”。在正规生产流程中，药物线工人每次只能领取极少量火药或亮珠材料，车间之间保持隔离，半成品需要不断转运，避免大量危险物料长时间集中堆放。
魏主任也提及，现在正规厂普遍实行“一人一工房”，药物领取严格限量。在他们厂，工人一次只能领取少量药品，“装好了就马上转走”。如果超量领取药物，生产速度虽然更快，但风险也会同步增加。
在多位从业者看来，事实上近年来各级政府对烟花行业的安全监管已明显趋严。
在颐和隆担任效果线管理员的施小明告诉水瓶纪元，厂里几乎所有工位都安装了摄像头，并直接联网到浏阳市和长沙市监管部门。工人有无超时工作和违规操作，监管部门都能通过监控看到。如果发现夜间加班或违规生产，安检站会直接打电话叫停。
他说，厂里对年龄也有限制：男性不能超过60岁，女性不能超过55岁，员工必须持证、交保险后才能上岗。像亮珠、药物线这样的高危岗位，工房之间至少相隔十米，药库和生产区还要保持数百米距离。
但在一些受访者看来，现实中的生产压力致使烟花厂并不总能完全按照理想状态规范运转。
兵和村南湾女工王蕾直言，在村子附近几家烟花厂里，华盛一直被认为“安全要求是最低的”。她提到，自己待过的一些工厂，工人只要多拿一点药物，监控系统就会报警罚款；而华盛“有人检查的时候才严格一点”。
村民李远也提到，过去有工人从华盛转去别的厂，原因就是觉得这家厂“管理不严谨”。他说，当地一些规范厂对年龄限制较严，但华盛甚至会继续招聘七十多岁的工人。
此次事故中遇难的一名仓库管理员，已经在行业里工作了38年，原本再过两年就准备退休。爆炸后，他一度被救出送医，最终仍因伤势过重去世。
央视探访爆炸现场也发现，华盛烟花公司各个药线工房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多处火药转运、称重作业工房内，装药桶被随意堆放，生产物料杂乱堆积在长廊两侧。在称重工房内，强氧化剂高氯酸钾与银粉等还原剂混存堆放在一起，安全隐患极大。
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经初步核查，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在无裸露火药的半成品生产车间，事故诱因很可能与行业明令禁止的“三超一改”违法违规行为相关。
与此同时，也有人强调，华盛过去并非一直如此。
曾在华盛工作的魏主任回忆，十年前自己刚进入华盛时，厂里的制度其实“很严”，设施设备也比较完善。后来他因个人原因跳槽到颐和隆。
多位受访者都提到，华盛已运营二十多年，长期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仅在前年冬天发生一起爆炸造成一名女工遇难。
施文宏认为，如果严格按照规范操作，烟花生产的风险本应“可控”。他提到，现在行业里的监控、联网监管、持证上岗制度，都是近几年重大事故后行政管理不断加强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事故发生后再次全面停工，也让不少从业者陷入新的焦虑。
施小明说，停工后管理人员还能领取部分工资，普通工人计件结款，“不开工就没钱”。许多中老年工人和农村妇女只能暂时回家等待。
“桥下摔死人，桥上还是要过人。”他说。对于很多浏阳家庭而言，烟花行业仍然是最现实、也几乎唯一稳定的收入来源。
“浏阳人的命根子”
在浏阳，关于烟花产业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事故发生后，类似的讨论再次出现：一个不断发生重大爆炸事故的高危行业，是否应继续维持？
但在当地，许多人并不愿意简单地把事故与产业存废直接画上等号。
“花炮不好，我们都跟着不好。”一名曾在烟花厂工作、后来转行的村民说。
她年轻时长期在烟花厂做工，记得以前工人们在厂里听到风吹动铁门“砰”地响一下，大家都会下意识往外跑。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然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
这种矛盾情绪，在浏阳并不少见。
多位村民都提到，他们既依赖烟花厂提供收入，又害怕爆炸再次发生。
李远曾在花炮厂工作三四年，如今主要在家种田。他说，事故之后，附近所有花炮厂都停工了，很多家庭一下失去了收入来源。“希望产业继续发展，但更希望安全一点。”
在当地人的叙述中，烟花产业与浏阳的发展历史绑定在一起。
村民胡平回忆，早年间村里条件很差，很多人住的是泥砖房。后来花炮厂建起来，越来越多家庭开始有稳定收入，村里慢慢盖起红砖房。
多位从业者也提到，浏阳之所以成为全国烟花生产中心，不仅因为产业历史悠久，更因为这里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配套。
汤伟说，烟花生产需要大量复杂原材料，种类多达数百种，而这些供应链几乎都能在浏阳本地找到。相比之下，外地企业往往很难获得完整配套，最后只能生产低端产品。
浏阳特殊的丘陵山地地形，也被认为适合烟花生产。
多位从业者提到，烟花工房通常建在山沟之间，利用山体作为天然掩体。涉药车间、药库和成品仓库之间需要通过山坡、防爆堤和隔离带分开。
汤伟解释，烟花中使用的黑火药本身就是危险化学品，而部分表演烟花还涉及爆破药，危险等级更高。“真正高端的火箭产品，速度快、威力大，本身风险就比普通产品高。”
与此同时，浏阳烟花产业也正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与竞争压力。
多位受访者提到，近年来部分烟花企业已经开始向江西上栗、万载等地转移。原因包括浏阳人工成本上升、安全标准不断提高，以及运输管理趋严。
事故发生后，曾任浏阳市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吴震也公开谈及这种担忧。
他在文章中写道，烟花产业不仅是工业，更是一种“藏富于民”的地方经济结构。整个产业链养活着大量山区农村人口，让很多老人、妇女能够在家门口获得收入。
吴震认为，每次重大事故后“一刀切”式的全面停产，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赶工压力。他提到，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了完成订单，只能在有限时间内集中生产，这反而容易破坏烟花行业“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
他还提到，过高、过密的安全标准和持续加码整改，也正在推动部分浏阳企业向江西转移。
对于很多普通从业者而言，这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施小明说，烟花行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景气，但对于许多乡镇家庭来说，仍然几乎没有其他替代工作。“没办法，从小就是靠这个讨生活。”
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浏阳多个烟花厂区陷入停工。部分工人开始等待通知，也有人担心长时间停产后，订单会彻底流失到外地。
一家出口烟花企业工作人员告诉水瓶纪元，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复工”。
2019年浏阳碧溪烟花厂爆炸事故后，冯先阳曾在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他在另一场爆炸中遇难。
在爆炸现场周边，搜救结束后的修缮工作仍在继续。被震碎的玻璃、烧毁的电动车和坍塌的围墙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村里的瓦工仍在房顶上来回敲打，试图赶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炸坏的屋顶重新盖好。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人名除冯先阳、吴震外均为化名。侥猿、玬柰对本文亦有贡献。如无特殊说明，图片为作者现场拍摄。）
撰文_刘壤歌 林溪 冷珊
编辑_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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